走出误区，破解难题，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地方官员需要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提升依靠协商和制度决策的能力。

　　政从“正”来，官员的公信度、执行力和权威性取决于是否反映民心所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顺应民心所向，唯有协商，交换意见、商讨切磋，如《周易》所言：“商兑未宁，介疾有喜”，即协商还没有达成共识，矛盾就已趋弥合。协商办事，浸润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政治智慧，也是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独特优势和强大魅力支柱之一。

　　中国共产党过去靠协商，“延安打败了西安”，建立了新中国；今天靠协商，实行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具有中国智慧、中国情怀的“中国式协商”，在每一个时期，都显示出了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因此，有事多协商，遇事多协商，做事多协商，协商得越多越深入越好，越能体现一个领导人的办事能力和领导水平。

　　协商办事决不是无原则的“和稀泥”，而是建构在程序合理、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的基础之上。办事不仅要协商，还要讲规矩，讲制度，讲法律，理性有度，合法有章，在改革处于深水区、攻坚期的关键时刻，要突破险滩、啃下“硬骨头”，就不可避免地要动一些人的“奶酪”，要“伤筋动骨”，这时就越要靠制度来保障，靠法制来约束。如果说“协商”是“柔”，是“软办法”，制度和法律就是“刚”，是“硬约束”。解决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破解难题，涉过险滩，就要“刚柔并举”，“软硬兼施”。

　　有事好商量，办事靠法制，这是各级领导者处理复杂问题、解决疑难杂症的两把钥匙。近年来很多地方屡屡发生“钉子户”以死抗拒强迁等恶性事件，大多是由于一些地方官员缺乏依靠协商和制度办事的能力，工作简单、作风粗暴等造成的。

　　改革不是“任性”，“任性”一定存在私利，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党纪国法是规矩。改革攻坚不可能风和日丽、太平无事；破解难题、推进改革，就需要“做事”。而要“做事”又不“出事”，只有提高协商和按制度、依法办事的能力，才算练就了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疑难杂症的“金刚不败”之身，就能够找到最大公约数，做到遇事不慌、遇事不怕、做事不乱。心里不迷茫，就能够做成事、做成大事！否则的话，不但难做成事，还容易“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