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教授刊载在《环球时报》上的文章《整体的“周边”比美国更重要》引发热议，批评者认为，阎文可能产生忽视大国尤其是美国的错觉，毕竟美国仍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日欧等仍是我经济发展的主要合作伙伴;而赞同者认为这一话题本身很有意义，中国外交需要确立重点，将战略资源投入到“一带一路”建设中，经营好大周边，而非与美比拼，消耗我外交资源。同时，中国传统上是内陆文明，盲目走向海洋，只会与美国海上霸权迎头相撞，走向欧亚大陆，经营好“世界岛”(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语)，是发挥传统文明优势之举。

　　其实，批评与赞同的观点并不矛盾，阎老师讲的周边，是整体周边，本身也包括美国的影响。因为美国(甚至包括日本)在中国周边可谓无处不在，处理周边关系，无法绕开美日。对周边的重视，也折射出对美国的重视，只不过告别中美关系为中国外交“重中之重”的阶段。或者说，通过周边重视美国，与通过美国重视周边，乃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已经从纠缠过去的3T——台湾(Taiwan)、贸易(Trade)、西藏(Tibet)问题所代表的人权，转而聚焦于亚太地区和中国周边的广泛领域。中美竞争与合作，从空间上越来越聚焦于我周边，从时间上越来越聚焦于国际秩序——中国成为资本输出大国、出口大国和发明创新大国、规则与标准大国，这才是对美国新的挑战。为此，奥巴马国情咨文中才誓言“绝不任凭中国制定规则”。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外交，大国自然是关键，因为我们需要的资金、技术、出口市场在大国。如今，中国与世界关系从我对西方开放转向世界对我开放，周边和发展中国家则成为我资金、技术的输出地，以此争取标准与贸易、投资规则制定权。更重要的是，中国外交应是安全与发展两轮驱动。周边是我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重要性体现在安全与发展两方面，甚至延伸到影响力与区域合作主动权层面。这就是阎文提出以“一带一路”建设推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以前我们较为强调“运”——共同利益、互利共赢，现在也要着眼于“命”——共同身份、共同安全。从大国崛起的历史看，无不是先经营好周边。周边不宁，无以致远;周边不富，无法独善。

　　话说回来，当你还在大国为重还是周边为重上打转时，你未把自己真正当做大国。我的外交我做主。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应该告别“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的大国-周边二元对立思维，从自身战略目标出发，而非简单的利益关切与感情亲疏出发，谋划与经营对外关系。“一带一路”本身就是陆海兼备、两条腿走路，无论是经营大陆还是走向海洋，都要求创新外交思维，探索新型陆上与海上合作模式。

　　一言以蔽之，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不必厚此薄彼——厚此薄彼就会顾此失彼，而应统筹兼顾，实现国家利益与他国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协调发展。周边也好，大国也罢，皆灵活自如，融会贯通，善之善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