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洪亮从7层高的文峰塔跳下去之后，他引发了一系列攸关官员抑郁症的话题。和此前媒体从业者因抑郁症自杀类似，相关的舆论热衷于将其归纳为一种现象。

　　官员抑郁自杀只占很小比例

　　细心的媒体会从公开报道中进行统计，发现自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达112人，其中省部级官员有8人，厅级官员22人，处级官员30人，处级以下官员52人。

　　这个数字，会被用来强化官员抑郁自杀比例高企的结论，一如此前媒体人所面临的遭遇。

　　可是，很简单的常识是，每年十余名官员自杀——即便其全部因为抑郁，也是一个非常小的比例；如果你将此和全球有3%-5%的抑郁症患者联系起来思考的话。

　　如果每个清洁工的自杀也都能经由媒体进入公共舆论空间的话，相信我，他们的自杀比例只会比官员或媒体人更高。

　　如果你不是鸡汤式励志文本的信奉者，你就应该知道，无论是官员，还是媒体人，他们的整体压力只会比那些在生存线上下打转的职业群体低，低太多。

　　这基本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在3%-5%的抑郁症患者中，有些是抑郁程度较轻者，有些则相形严重。并不是每个抑郁症患者都会自杀，这和是否接受科学的治疗以及境遇好坏有关。但总有一定比例的抑郁症患者，在自觉愉悦感完全丧失的情况下，会选择抛弃这个世界——他们首先在心理上是感觉被这个世界抛弃了。

　　抑郁症并不完全和压力有关，很多人遭遇山大的压力，但不会形成疾病意义的抑郁状态。也有很多抑郁症患者，其实并没有被过多的生活压力所困扰。

　　但对于一个已被确诊的抑郁症患者而言，他所面对的压力大小，却有可能成为其是否选择活下去的一个理由。

　　虽然还不能做出抑郁症是遗传性疾病的确切结论，但医学统计显示，它具有家族集中的“遗传倾向性”。

　　有的报道称，自杀官员因接受调查而患上抑郁症，这基本也是想当然的说法——抑郁症的病因虽无明确科学结论，但基本可以肯定有生物和神经因素，外在压力最多只是触发条件。

　　这和几例官员与记者自杀，就强调行业群体的负重和压力一样，映照出大众舆论对精神疾病的低认知程度。

　　抑郁症患者不应被职业歧视

　　最离奇的是，有意见领袖在微博呼吁“以后组织部门提拔干部，要进行心理健康方面的检查。患有抑郁症就不要提拔了”。

　　这种精神歧视并无正当理据支持。抑郁症患者的工作能力和责任心并不一定更低，很多业内杰出人士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据报道，蒋洪亮对工作有畏难情绪，这是个案表现，在此问题上组织部门或需尊重个人意愿，但不能因此得出不要提拔抑郁症的荒谬结论。心理健康检查诚然必要，但它不应被用于职业歧视的目的。

　　有的被曝光的部分自杀官员，是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的中途，寻了短见。“组织调查”所构成的现实压力，可能就成为压垮这些本就有精神疾病官员生存意志的稻草。

　　但站在民间的视角，大众总有个疑虑，他们怀疑自杀官员是否真的患有抑郁症。这与其说是对精神疾病的不了解，毋宁说更多是因为对一些官方结论的不信任。

　　在互联网上，我们能看到这样的质疑，它会消解人们对反腐正当性的认知。这要求有关方面应尽可能公开与个案相关的信息。

　　这个时代是在快速发展着，民间对媒体和政府的期待也在升高。面对官员因抑郁症自杀，媒体需要传播正确的抑郁症知识，而相关部门也应该快捷有效公开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