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下的三种外交理论

　　随着国力的上升和参与国际治理意愿的增强，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外交定位都在发生从量向质的变化。在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的大棋局下，选择周边优先还是美国优先，是一个战略性问题。围绕这个话题，已经形成三种观点：一种是对美关系优先论，即主张把发展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置于中国外交的中心，这曾经是很长时期官学双方的基本共识；第二种是周边优先论，以阎学通等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部分的周边”固然不比美国，但“整体的周边”显然比对美关系更加重要；第三种就是王义桅教授支持的统筹兼顾论，这种观点不赞成将周边优先还是美国优先对立起来，因为两者很难讲谁更重要。

　　上述观点各有各的理。主张对美关系优先，更多地基于现实与历史的考虑：一个安全、技术、贸易、国际地位与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密切相关的新兴大国，基本都把与守成主导国的关系置于优先位置。

　　“周边优先论”则兼有权变和理想的色彩：2011年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后我周边压力陡增，经略周边成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要术；我国有志于规划和实施“一带一路”，外交重心自周边向外呈线状、片状位移，以跨国基础设施改进带动世界政治上层建筑变革，脚下的地不踏实，如何迈开大国的步伐？

　　而统筹兼顾论更显稳妥和超脱：美国优先与周边优先本来就在一个语境里，其实都是一回事，搞定美国了，周边自然安宁；彻底弄明白了周边，理顺了亚洲秩序，美国的影响自然会退回太平洋东岸。

　　从治理角度看周边外交

　　辩明上述争论，问题的关键是，要先弄明白“周边是首要”命题的含义。除了一般性含义外，它涉及如何看待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使命，也涉及周边在我外交布局的地位。把握“周边是首要”，不能仅从海权陆权关系乃至安全和经济的角度加以审视，而是需要换个角度，谈一谈治理问题。在新形势下，这实质上涉及中国外交采取区域治理优先还是全球治理优先的战略选择。

　　两种选择的侧重点不一样。区域治理优先，是指外交上要优先支持某一国际区域内(主要是我国周边区域内)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区域事务的共同管理，使之符合和实现我国国家利益。全球治理是较区域治理更高层次的国际治理，全球治理优先是指外交要优先考虑支持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全球事务的共同管理。

　　区域治理优先更加注重周边地区利益，而全球治理优先则更多注重全球公共利益。无论是区域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但是对于区域治理优先还是全球治理优先，大家并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

　　区域治理为何是“周边是首要”的要义

　　笔者认为，当前阶段，应当优先考虑区域治理。这首先是因为中国之国际责任仍应主要是区域治理责任。担负与国力相符、国际身份相符的国际责任，是大国社会性成长的基本规律。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针对如何参与东亚、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亚等周边区域治理，实质上是区域发展战略而不是全球发展战略。

　　其次，全球治理的主要责任在美国，中国只是参与。中美关系处于全球主导国家向地区性大国移交国际治理权力的初期，美国仍然是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理应对全球治理负主要的责任；而中国仍然主要是地区性大国，应当在做好地区治理的同时，主要利用安理会、G20等全球协商平台为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决定了中国主要精力仍在于国家治理和区域治理。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等方面还不是发达国家，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由此看来，无论从外交目标出发，还是从国情出发，都应当注重区域治理优先。此“周边是首要”之要义也。

　　很多人说，这是一个区域共同崛起的时代，只有紧紧地依托区域成长，才有低成本的大国成长，这种提法不无道理。当然，区域治理优先，不是要降低中美关系的分量，从某种程度上它是运筹大国关系包括中美关系的重要步骤。它是要提高周边外交在我总体外交中的分量，进一步摆脱特定国际结构和地缘政治影响下的依附性和非稳定性。可以相信，只要理性地对待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辩证关系，积极运筹大国关系，以周边外交推进大国外交，以大国外交反哺周边外交，就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