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指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总书记还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性思路,非首都功能的疏解,要走出一条经济结构空间调整、内涵集约发展,并且能够形成新增长极的路子。这是来自国家最高决策层对首都北京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思考。
分离北京的首都功能和非首都功能,并将其非首都功能做适度地空间疏解,的确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更是国家范围、首都内外,尤其是京津冀居民等待了很久的“热盼话题”。多少年来,北京周边的居民都很希望北京居民所享有的那些“含金量”极高的城市制度设计,能够通过一个传导性制度或机构平台,外溢或者平移到他们的家乡。例如,保定想成为首都副功能中心区,张家口的冬奥会申请冲动,环渤海诸多城市建设21世纪世界城市的理念,都希望得到北京的功能“辐射”。
事实上,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留在北京的首都功能将得到更好的发挥。因为如果我们把北京及其周边的国民经济体系拟人化,这种观察大体上向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优化度量指标:若一个区域经济体超过4000亿,则其国民经济体系的骨骼——主导产业群和配套产业群——将变得清晰;如果越过8000亿,则其五脏六腑——超大城市的独立功能的综合体(CBD、管理中台、集聚后台等)的成长将变得活跃;如果越过1.5万亿,则该国民经济体系将会优化升级出自己的心脏——类别性创新集聚区;如果越过2万亿,则该区域过敏经济体系的大脑,即大宗类、厂商中间品类以及金融类的第三方市场将成群落出现。
设想一下,如果北京周边的城市群落因上述功能体的加入,其经济优化后,北京作为周边城市群落的“大脑”部分成为资源配置中心和国家管理中心,获得了资源定价权和优化后的配置权,加上拥堵缓解、资源承载压力下降和环境可持续,北京存留下来的首都管理功能将更为优化。这个时候,北京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首都的地位将更加强化。
其实,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不仅仅是北京和周边的正加收益,它将会出尽非首都功能体及总部机构在整体空间的调整,出现新的增长极,带来整个国家的正加收益。例如,大家都知道美国的首都在华盛顿,但是较少人知道美国的外汇管理中心——美联储纽约分行——在纽约。事实上,中国的国家外汇管理中心也完全可以在厦门、宁波、青岛和大连,甚或温州等来选址。这种外汇管理中枢迁移到实点外汇业务市场,带动的总部经济区和关联货币市场优化,缘何不会有市场叠加后的外溢性收益呢!
现实中,疏解首都城市功能还能带来地方跟进效应,比如美国加州人没有把自己的“首府”放在洛杉矶或者旧金山,而是放在萨克拉门托,上述城市的功能发展得很好,省域范围的管理也井井有条。此外,美国另一个大州,密歇根州也没有把省会放在芝加哥,而是放在了蓝星。密歇根州的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带来的外溢效应也更加均衡。
一句话,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不仅能够解决北京的短期拥堵和长期环境资源压力问题,而且能够形成资源配置在城市功能重组意义上的优化,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环球时报 曹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