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在众声喧哗之中，就这件事情的基本面做些厘清。

　　首先，袁贵仁的讲话是不是以贯彻两办《意见》为目的？明显是的。《意见》是个总纲，袁贵仁作为教育部长，提出了一些贯彻思路和措施，这个行为的发生具有充分正当性。由于他提的措施乃面向全国，对不同高校来说，难免继续有较强概括性和普遍性，各高校应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具体的进一步部署。

　　在事情进入操作层面时，大家有不同想法和建议，彼此商榷，是正常的。但有些人迅速对袁贵仁的讲话采取抵制态度，挑出其讲话中的某几句话，将他的意思引申成要求大学从此拒绝对西方文化的传播，这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应该。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有一些背景需要交待。高校这些年总体氛围积极向上，是健康的，《意见》对此做了肯定。与此同时，一些高校的宣传思想工作有明显薄弱处，造成少数不该有的反主流元素在某些大学校园里凸显出来，这也是事实。

　　这些反主流元素本身有多少和多强，以及它们对学生的负面影响有多大，高校内和舆论场都有不同认识。这篇评论尚无法对此下结论，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无论是纠正性的，还是预防性的，加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如今都有足够的现实针对性，这项工作的确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

　　因为这个大原因，我们认为袁贵仁的讲话即使某些具体表述有可探讨的空间，对他给予总体支持也应是舆论界的基本态度。

　　一些激烈反对声还是出现在了互联网上，这值得深思。它反映了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自身的复杂性，也反映了互联网舆论场用传统逻辑无法解释的变幻能力。比如党刊是在党内做政策宣示和动员的阵地，这里有一套话语。而互联网舆论场已经另外形成一套话语，前一个体系的正常表述被摘取一两句带进后一个体系，其含义很容易被夸张、引申和扭曲，被人为制造出强烈的刺激。这为发泄各种长期情绪或挑战权威不断创造由头。

　　有些境外势力借助互联网随时变换在中国舆论场的存在方式，如何在每一个具体场合准确评判这个问题，干扰性因素非常多。

　　官员“如何讲话”正在成为越来越尖锐的挑战，两个话语体系以及主流舆论场同互联网舆论场如何打通，这不是靠一个原则就能通盘解决的，它很可能是一个浩大的实践性考验。

　　加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这是大是大非，大家都应支持。具体怎么开展这项工作，需要群策群力。高校的确有很多特殊性，它们既使得宣传思想工作变得更加必要，也是它推进起来有难度的原因所在。但这些都不是这项工作就不该抓了，可以放弃了的理由。

　　对如何开展宣传思想工作需要做实事求是的深入研究。比如对学生思想起塑造作用的那些因素有多少来自校园内，有多少来自校园外。有多少直接取决于课堂讲授，有多少受师长品行的影响，以及如何把这些因素凝结起来，打造一个全面影响年轻人的、健康的社会大环境，这无疑也是一项浩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