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案去年东窗事发，当时她70岁，早年曾是中新社记者，之前曾两次入狱，其中一次是1993年因泄露国家机密被判刑6年。她本次犯案是因向境外网站全文传送中央机密文件，那次泄密导致中方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高瑜落网是那次排查行动“大海捞针”的结果。

　　高瑜在中国没什么名气，西方舆论这样一发力，使她在国内外舆论场上有了名气。这几年攻击中国“打压言论自由”成了西方一个万能的筐子，中国发生什么事，他们都往这个筐里装。无论因为犯什么罪受到中国法律追究的人，只要被西方舆论相中，就都成了“人权斗士”或“言论自由斗士”。

　　这样的频率似乎在增加，西方支持中国“异见人士”的方式逐渐驾轻就熟，像是形成了“流水线”，各方的配合相当“自动化”。像高瑜这件事，把中央机密文件传送给境外网站，随便到大街上拉个中国人问违不违法，他们敢干不，回答肯定是违法，不敢干。但西方舆论齐声高喊这是“言论自由”，这看上去就像是电脑程序一样准。

　　中国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它与西方有不一样的地方，但也有相同处，那就是它必须得到执行。中国的保密法不是一个用来描着玩的字帖，有人因为触犯它而遭了牢狱之灾，其中被判重刑的不乏高官。高瑜没有任何权利可以特殊，她为境外新闻机构供稿，必须以合法途径做事，如果她对法律没有起码的敬畏感，视非法行事为儿戏，那么法律一定会在不远的地方等她。

　　西方一些势力用“人权”和“言论自由”反复围攻中国，证明了中西在这个老问题上很难调和，我们对此已彻底搞明白，就这一点不再抱什么幻想。我们知道，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中西的这种对立将无休无止。

　　然而最重要的是，西方一些人对华的激进发难越来越成为他们的自娱自乐，那些表演能够对中国人产生的影响已经所剩无几，它们引起中国人的最多感受就是厌恶。西方舆论支持的中国人几乎无一例外是一些特殊的闹事者，甚至犯法的人，西方那些激进力量就盼着中国坏，并且不遗余力要给中国添乱，每次出高瑜这样的案子，都会加强一次中国人的这种认识。

　　极少数中国公民把西方力量当成一种依靠，以为有它们的支持，在中国干违法的事就能不被追究，中国法律对他们就会“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是很幼稚的，在依法治国得到全面推进的时候，这样的处事态度将越来越危险。

　　高瑜已经年过70，她的人生有很多教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西方靠不住。无论是西方的那套理念，还是它们的力量。中国公民和在华的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在涉及国家利益时信守一些最基本的伦理和常识，切不可被西方所宣扬的“普世”那一套忽悠了，以为自己加入了“世界主流”，变得胆大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