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定义的“异中求同”共识，后称之为“九二共识”，就不可能有1993年的“汪辜会谈”；没有两岸对于李光耀的友好及信任，这场历史性的会晤也不会发生在新加坡。

　　事后证明，这场历史性的会晤很快就成为绝响。1994年李登辉开始舍弃一个中国原则，1995年访美，1996年大陆在台湾海峡附近举行导弹演习，1999年李登辉提出“特殊国与国”主张，两岸对话的因缘已不俱足，即使李光耀与两岸政府关系再好，也无法再扮演两岸的桥梁。

　　2000年至2008年民进党执政下的两岸关系是冷却的。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重拾“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大幅开展，但是两岸的谈判地点已不再考虑新加坡。原因很简单，从1993年到2015年，两岸关系已经走了近22年，事务性协商已不再需要在第三地进行，台湾又没有意愿进行政治性对话，第三方桥梁的必要性降低了。

　　两岸关系这22年，经贸人员往来密切，却在军事上没有和解；“分隔”已六十多年，未来该如何发展？

　　李光耀是个重情义的政治家。基于国际政治现实，他在1990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基于私人情义，他也曾对蒋经国承诺，新加坡一定是所有东盟国家中最后一个与台北断交的国家。他主张一个中国政策，在与民进党谢长廷会面时曾明确表示：“我反对‘台独’，因为这不仅会危害台湾，也会影响整个亚洲区域的稳定。”他同时坚决主张，无论如何两岸问题应该和平解决，民族不可以战争。李光耀对两岸的启示，不在于两岸是否需要李光耀，而是两岸仍需要有李光耀的情义、视野与格局。

　　两岸已经进入“深水区”。这个“深水区”已经不是依赖像李光耀这样的大政治家的协助可以跨越。我们甚而也必须说，两岸的大事也不是仅靠着两岸决策层的意愿就可以解决。除非是选择战争，否则两岸和平协议与政治上的安排，最后必须得到两岸内部人民的支持。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两岸思考方向和核心应该跳出两岸领导人是否要见面、何时见面、哪里见面为宜，而是要思考，对方的政治底线是什么？对大陆来说，“台独”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一个中国是大陆的底线；对台湾来说，则应明确自己的底线，不能因执政党的不同和政府的不同，造成政治诉求上的“大变脸”“大动荡”，这会让对方很难揣摩底线在何处。而且，弥合双方距离的工作在当下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的是相向而行，成为“命运共同体”。两岸需要的是换位思考，移山填海之难，有时也可能有如反掌折枝之易，关键全在一念间。

　　李光耀很早就离开了两岸关系，两岸的事情必须两岸来解决。怀念一代伟人，或许是记得他的这些思考，要用情感与智慧来解决两岸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