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立法评估工作，关键是要明确评估标准或指标。其中，明确将“廉洁性”纳入指标体系是应有之举。这是有国际法依据的，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努力定期评估有关法律文书和行政措施，以确定其能否有效预防和打击腐败”；同时也是有实践基础的，即作为缔约国和签署国，我国为履行该规定，开展了“制度廉洁性评估”试点，其中的“制度”将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等涵盖在内，只不过没有直接凸显法律法规而已。

　　从以“立法评估”为名的试点工作看，通常将合法性、合理性、适应性、协调性、可操作性、规范性、实效性等作为指标，但廉洁性指标不太清晰和直接。将“廉洁性”纳入立法评估的指标体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协同推进立法评估与制度廉洁性评估、法治建设和廉政建设、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

　　将“廉洁性”纳入立法评估的指标体系，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事前的，即进入法律出台前评估的指标体系，重在发现法律草案的廉政风险，克服部门利益法律化、重赋予权力而轻约束权力，甚至只赋予权力而不约束权力等弊病；二是事后的，即进入立法后评估指标体系，重在评估法律的廉洁效益，检测法律是不是实现了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权力异化的使命，为修改乃至废止法律提供重要依据。

　　之前的制度廉洁性评估，重事前评估而轻事后评估。因此，要以立法法确定立法后评估为契机，系统规划，对刑事诉讼法、行政许可法、政府采购法等与廉政建设密切相关的法律进行廉洁效益评估，发现不足，提出建议，为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