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未能就二战历史达成共识

　　当希特勒的德国于1945年5月投降后，历史掀开了新篇章。冷战或许会冷冻欧洲的大多数地区，但西方联盟和东方联盟就历史问题的理解达成了一致意见：纳粹德国是对欧洲安全的威胁，是一个信奉邪恶国内政策的国度，这意味着它必须被击败。而东亚却没有就近代历史的意义达成过类似一致。亚洲不存在《雅尔塔协议》和《波兹坦公告》。

　　1945年，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得到了大大提升。美国总统罗斯福将中国称作是“四大警察”(其他三国分别是美国、苏联和英国)之一，这对于1937年与日本爆发战争后大片领土沦入殖民统治的中国而言，是其声誉的巨大提升。1918年一战结束与1945年二战结束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别是，盟国之中有一个重要的反帝国主义的非欧洲大国：中国。中国牺牲了大约1400万人口(编者注：中国官方认定伤亡3500万)，有超过8000万国民沦为难民，中国军队牵制了超过50万日本军队。它的牺牲为其赢得了重塑战后地区秩序的权利。

　　然而，改变了整个地区动态的重大因素是中国国民党的溃败以及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此后一段时间，新中国与美国之间互不承认，这就为至今依然影响该地区历史清算问题的产生制造了条件。

　　与欧洲不同，1945年成了亚洲的“未竟事业”。实现地区和解、相互谅解的设想值得赞赏，但却难以落实。一些基本的架构并不存在，如一系列有助于该地区建立强力机构的条约等。甚至主要国家之间就亚洲地区战争的正式结束依然存在分歧。美国和日本正式结束敌对状态是1952年在旧金山签署条约。但新中国却缺席该场合。美国与中国在此时期缺乏接触使得构建共同机制，甚至是弥补分歧都变得不可能。

　　国际社会越来越认可中国的二战贡献

　　情况很复杂，但结果很明显。亚洲并没有出现共同接受的机制体制，没有出现北约和欧盟，也没有出现华沙条约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东盟等机构缺少类似于北约的强力架构。而在1955年万隆会议结束之后产生全新的亚非不结盟国家共同体的希望则更多地体现在了语言上，而非行动上。与美国的外交和解以及1972年尼克松访华意味着，在20世纪70、80年代，中国的角色发生了重大改变，但北京当时更加关注国内政策，而非国际政策。

　　1989年至1991年冷战结束成了另外一个转折点。世纪之交，中国感受到了重塑地区的愿望，不止一次将目光转向一个尤其具备变革能力的事件——二战。过去一年中，回忆二战成为中国外交辞令中愈发显著的部分。2013年11月，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了开罗会议70周年纪念日。这次会议是战时唯一一次中国领导人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平起平坐的盟国峰会。2014年6月，为应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修宪以松绑日本军事力量的努力，中国政府公开发布了一系列日本战时残暴罪行的档案照片。

　　美国在亚洲存在的合法性来源于，美国部队在二战期间为该地区摆脱日本而做出的牺牲。中国也开始为其获得更大影响力寻求相似的合法性来源：在8年抗战期间，有1400万中国人遇难，如果没有这个牺牲，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或许都将落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魔掌之中。比起前一代人来说，今天西方和中国史学家越来越认可中国在二战中为亚洲做出的贡献。

　　东亚地区对二战历史的讨论将更热烈

　　随着中国、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努力寻求更大的二战共识，所有各方都必须明白，战争事件依然存在争议。尽管一些右翼政客做出了某些举动，但就此认为日本全国不了解其战时记录是不正确的。日本有许多历史学家、教师、记者都在披露日本战时在亚洲犯下的骇人罪行。另一个明显对日本抱有疑虑的国家是韩国。韩国对于日本殖民统治历史没有友好的回忆，在冷战时期依然对日本充满愤恨。韩国是东亚地区关系不断变化的指示剂。十年之前，日韩文化关系曾出现极大缓和，但过去20年韩国愈发靠近中国。

　　尽管如此，中国在对于历史的利用上与其邻国有着显著不同。首先，中国庞大的地理和人口规模意味着，其政策和观念所形成的效果是小规模国家所无法复制的。随着中国成为地区大国，它必须从真正有影响力的大国那里学习到一点：有时有必要以退为进，换位思考其他国家，尤其是小国的观点。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权力，而非以武力为基础的权力。中日韩三国外长前不久在首尔的会晤表明，各方都在尝试创造性外交，而非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