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者生三胎”，是血统论的翻版。是以家长的学历和身份决定孩子的生存几率和人生方向。然而，稍稍有点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遗传因素固然不能忽视，但孩子的成才关键有赖于后天的培养，博士的孩子知识欠缺，精英的孩子违法犯罪，而农村孩子跳龙门成才的例子不胜枚举，提高国民素质，需要创造各种公平“土壤”，而非让某个群体享受特权。假如沿袭“高学历者生三胎”的思维路径，低学历者应该“无颜”生育，依此类推，基层穷苦民众、低工资的打工者等群体也应该排除在多胎生育权利之外，而凭借圣人血统、委员身份，又应该可以生几胎？

　　揆诸当下，不少国家都遭遇低生育率、人口红利消失的困扰，也纷纷采取各种奖励措施来刺激民众多生孩子，日本、俄罗斯和西班牙等国家，通过改善当地环境，提供不菲奖金，并以更好的绿化环境、文化保育及教育机会吸引年轻父母多生育。但没有一个国家提出“高学历者多生”的概念，因为人人生而平等，不能用各种条条框框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由此引发社会混乱甚至战争，无论从二战纳粹的人种论还是“文革”时期的“狗崽子”、“查三代”，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已足够惨重。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生育法概莫能外，生育权是每一个公民平等享受的权利。事实上，即便是孔委员的祖先，2000多年前的圣人孔子，虽有着森严的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但也认为受教育的人不应有阶级和国别的限制，也提倡“仁者爱人”的，所谓有教无类、一视同仁，可见孔委员的论调不仅是对先哲博爱平等思想的违背，更是与现代法制文明背道而驰，是一种文明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