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现代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推崇科学和技术，认为发展是必然的和最好的方式。那么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后工业化思潮是对现代主义景象的怀疑。对技术、对明证、对永恒怀疑，甚至对于社会是否需要“发展”进行质疑。

　　后现代主义非常注重弱势群体、环保等方面，但由于这种关注缺乏真实和务实的个人责任，其关注常常浮于表面，局限于单个着眼点，以道德指责为基准，而不能真正在推进整体社会福利的基础上进行推演。结果是表演成分往往大于实质意义。

　　当我国修建青藏铁路时，西方有一股极强的舆论力量对我国进行指责，认为交通便利将促使西藏的现代化，而这是对于其原始生态的践踏，由此可能带来的大量商业化机会则是对于藏区人民简单纯朴生活的破坏。这种一边在现代化的社区里过着舒适生活，一边站在道德高点上谴责他人追求现代化努力的行为，很有些“何不食肉糜”的意味。

　　伴随着后工业社会的进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一度处于非常稳定的阶段，西方绿色生态运动风起云涌，衍生出经济发展必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极端观点，要求世界从工业文明中撤退。各种环保主义组织的诞生和壮大将环保概念推上意识形态的顶端，并导致了生态政治学和绿色政治的发展。许多发达国家出现了“绿党”，他们甚至一度改写了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格局，也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的进一步演进，西方社会也对此进行着反思。尤其是经济发展陷入瓶颈的当下，发展派重新获得支持。民众显然也大大降低了对环保主义的关注程度，他们更关心经济和就业。各国绿党都在不断淡化自己的固有色彩，积极向中间路线靠近。

　　必须承认，后现代主义是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后精神意识的深刻变化，对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产生活等也都产生了启发性影响。但我们更应清醒地看到，后工业化社会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宽大温床，经济稳定和物质丰富是这种思潮的存在基础。目前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的中间阶段，继续提升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是现阶段中国发展的一个主要内容。这不仅是国家整体政治经济实力壮大的需要，更是广大劳动人民就业、生活的需要。中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必然要大量消耗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这是工业化不可逾越的阶段。

　　我们需要的是针对自身发展特点，用更实际的方案，通过自然资源的精细化管理来弥合环境的可持续性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分歧，并坚定地为社会繁荣和稳定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