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知识界的困境在于：一方面，中国学界中仍有许多人延续着“向西方看齐”的传统。他们忘记了，如果离开中国的现实，最终只能是食洋不化，迷失在自我想象的概念游戏中。另一方面，一些人从西方一神论和绝对主义那里学来“普世主义”，而丢掉了中国“和而不同”的传统。他们对于跟自己观点不同的言论，轻者乱扣帽子，重者发动舆论围剿。近年来中国知识界已经很少有脚踏实地、理性平和的思想讨论。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日渐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严重落后于日益丰富的社会现实。随着现有理论体系对社会实践的解释愈发无力，中国社会的发展逐步陷入一种话语迷失的瓶颈。这种情形再不改变，中国的思想构建将被现实的迅猛发展越甩越远，而离开思想支撑的社会发展也将因缺乏凝聚力而难以把握方向。

　　在这样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知识界担负起历史的责任，需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笔者认为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理论应当与实践接轨，而不是跟理论接轨。目前，中国知识界相当多的人仍然是以与西方理论接轨为目标。中国所谓的“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看似热闹，实际上不是基于中国现实问题的争论，而是把西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西方左翼批判理论拿到中国的思想舞台上来相互批评，双方都希望用西方的某种理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有理论依据的。这些观念斗士忘了，理论的构建是要跟现实接轨，而不是跟另一种理论接轨；是要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不是印证某种西方理论。十八大后中央提出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颇有针对性。

　　第二，以中学为本，化西为中。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知识的各个领域，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必须向西方学习。但是，对西方的学习必须是“以中学为本，化西为中”。“中学为体”这个口号本身是没有选择的，历史的基因已经渗透和积淀在中国社会、中国民众的灵魂中。但“西学为用”却是错误的，因为体用不可分。今天的所谓中学，已非当年张之洞讲的传统意义上的儒学，而是包含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融进中华文化的各种西方思想，其中也包含民族国家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包含中国在二十世纪革命与建国过程中形成的现代思想。鉴于此，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一定立足于五千年的文明史，两千年的郡县史，一百年的革命史，必须要用这三个历史依据来消化和吸收西方外来文化。

　　中国已经处在最接近民族复兴的重要关口。今天的中国，经济并不缺乏动力，社会并不缺乏活力，缺乏的是思想与理论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