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所言“香港接待能力有限”是实情，内地游客大量增长同时带来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为减少负效应而调整自由行的政策，属于可以理解的范畴。

　　但应当指出的是，这是项技术性调整，两地舆论都不应将之政治化。香港少数人激烈反对自由行的做法不应受到鼓励，一旦做出调整，不应被视为对那些人的让步。

　　自由行施行于2003年，当时正是香港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也是香港主动吁请中央批准自由行，才获同意的。那之后的自由行极大刺激了香港旅游经济，也增进了两地民众的交流。没有自由行，香港恐怕难有今天的繁荣。

　　香港继续需要自由行是不容置疑的，但抑制内地游客过快增长也确有必要，这两种需求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把香港的社会问题都归咎于自由行是冲动和轻率的，如同内地互联网上有人呼吁“抵制香港游”一样荒诞不经。

　　香港舆论还需对自由行的利弊放平心态，对它导致的一些局部性问题持包容心态。比如黄金周期间主要旅游场所人满为患，某种商品被“买光”等现象，任何旅游城市都可能遭遇，中国内地旅游城市也都有过这些困扰。在刚刚过去的春节，日本的马桶盖据称被中国游客“扫荡一空”，但日本舆论没有因此而抱怨。

　　至于香港一些人认为自由行带来的好处被少数商家占有了，并导致香港物价上涨、房价高企，普通民众的生活反而受到损害，这些恐怕主要得靠香港内部的管理协调，反对自由行是搞错了解决问题的方向。

　　香港舆论对中央的期待确实很高：既要有自由行，帮助促进香港经济的繁荣，又要使入港的游客总量恰到好处，从而实现香港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化。而事实上，这样的拿捏很难做到。

　　一旦开放自由行，游客的人数可能“过多”。一旦管起来，游客的人数又可能“过少”。这恐怕是常态的真实面貌。把游客人数控制得恰到好处很可能是理想化的要求，更何况，香港不同群体对“恰到好处”的理解各不相同。

　　自由行政策应保持基本稳定，这是香港社会的利益所在。控制是必要的，但措施应当合理，取得内地游客的理解。切不可给内地人留下香港不欢迎他们的印象，谁在香港制造这种印象，他们就是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不负责任的搅局者。

　　我们相信，如果香港特区政府主动提出一些收紧措施，内地方面总体上会积极响应。但香港舆论不应期待这样的调整会是丝丝入扣的。香港舆论的豁达是该问题能够逐渐化解的重要条件。

　　中国内地游客的出境游进入高速增长期，而周边可替代香港的旅游目的地有很多，它们有些在针对中国内地游客设计类似“自由行”的制度安排。香港对反内地游客言行的制止与引导应当与收紧自由行同时进行，这样才能长期保持它相比于其他亚洲城市争取中国内地资源的优势。这无异于是维持香港21世纪繁荣的一条生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