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的这番临终自白，令人不禁联想到秦相李斯。据《史记》记载，（秦）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如果说，司马迁将李斯之死归咎于其“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反而“阿顺苟合，废适立庶”，可谓一语中的的话，那么刘汉这一番“野心太大”的人生总结，在我看来则并未点到根子上，甚至还有些偏颇。

　　不可否认，在中文语境中，野心向来是个贬义词，说人“野心太大”更是极端负面的差评。但粗通西文的人都知道，野心一词在英语里叫做“ambition”，而“ambition”的另一个中文解释则是雄心。说起来，雄心与野心原本就是一体两面的孪生词，说人好时便说是“雄心壮志”，说人坏时则选用“野心太大”。但刨去两词背后的主观道德因素，应该看到，但凡在事业上取得不俗成就的人物，大多颇具“野心”。

　　事实上，就刘汉而言，无论是其生意所涉及的范围，还是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在当今世界，都不算一等一的，像比尔·盖茨、巴菲特、马云等人的野心，恐怕远远要超过刘汉。可为什么前者人头落地，而后者却不仅安然无恙，反而备受世人尊敬，成为财富偶像呢？在我看来，这中间的差异，不在于两者的野心孰大孰小，关键是他们实现野心的方式和路径，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

　　比尔·盖茨、巴菲特、马云等为何受人尊敬？因为他们是凭借自己的聪明智慧，通过技术革命，以增进人类福祉的方式发家致富的。而刘汉呢？其资产不是通过与官勾结、垄断而得，便是靠打打杀杀、巧取豪夺而来，在其财富积累的道路上，洒满了他人的血与泪。这样的“企业家”，无论是对同行还是对整个社会，都不啻为一颗毒瘤，若不及早根除，势必贻害深远。

　　换言之，倘若当初刘汉也能够像盖茨等人一样，在法律的框架内，按照市场的规则来做生意，那么无论他的野心有多大，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70亿人口的全球市场，都一定能够容得下。不仅容得下，甚至还会对他的“野心”报以掌声，何至于像现在这样，既丢了性命，还遗臭万年？

　　遗憾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并不深奥的道理，刘汉却至死都没有搞清楚。而且不仅刘汉没有搞清楚，许多像刘汉一样，至今仍痴迷于做“红顶商人”“黑吃黑生意”的人恐怕都没有搞清楚，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