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养母虐童”案有了新进展。在行凶者李某被刑拘后，4月16日，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就此案举行“审查逮捕听证会”。会上辩护律师宣读了李某的致歉信，表示“将用加倍的关爱来弥补过失，使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此案推演到现在，有几点值得关注：首先，是审查逮捕听证机制，公众对此比较陌生。原来，逮捕作为最严厉的人身强制措施，其适用有严格的法定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才适用逮捕。之前，批捕程序主要在司法机关内部操作，不利于保障嫌疑人的申辩权，也不利于受害人表达诉求。

　　2010年最高检、公安部公布的《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特别是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为审查逮捕阶段建立听证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各地也推出各自的试点方案。这次南京市检察系统听取各方对是否逮捕李某的意见，正是对这一新机制的适用。

　　其次，虽然虐童案引发社会公愤，南京警方立案、刑拘也十分果断，但案发后被虐儿童及其亲生父母多次为李某“求情”。据报道，被虐儿童生母与李某是表姐妹，李某家庭条件相对优越；生母担心，一旦收养关系解除，在南京生活了3年的小磊将被送回安徽老家小山村。事实上，很多家庭虐童案的背后都有着亲情、法理、经济等千丝万缕的因素，远不是“把坏人抓起来”这么简单。

　　一方面是严肃处置虐童者成共识，一方面是上述多重考量，我国当逐渐探索出一套稳妥机制，而不能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从之前司法机关以“清官难断家务事”为借口拒不处理家庭虐童案，滑到片面强调“严刑峻法”把行凶者抓了判了一了百了。孩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虐童案解决也应以最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为标准。

　　去年年底，最高法、公安部等联合公布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包括：民政部门将设立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接受被虐儿童；由教育等部门依法起诉，剥夺不称职父母的监护权；《意见》也给出了“改悔机会”，让监护人向法院申请恢复监护人资格。这起虐童案是一次不幸，但对各地落实《意见》，探索完善虐童案（特别是监护人虐童案）处理机制是一个契机。

　　惩前毖后、宽严相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应成为处理这起案件的原则。涉事司法机关要动用司法智慧，对行凶者的真实悔罪情况、是否可能重犯、如何有效防范及对小磊生活学习的前景，做出评估、研判，然后决定是否适用不起诉、适用缓刑等司法政策工具，稳妥处理此案，既要让行凶者受到应有惩罚，也保证处理结果有利于小磊成长。此外，学校、社区、公安等方面也要协调配合，形成一张有效的保护、监督之网，这比片面强调“严打”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