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头金焦虑”因产权界定不清

　　关键还是要明晰界定产权，并依法保护产权的有偿流转，不要让法律再凌空高蹈，却使真实的社会财富陷入“公地悲剧”和交易风险中。

　　新疆牧民捡到的“狗头金”，到底是否该归国家所有？2月10日，新华社发文认为：狗头金不属于《文物保护法》所规定的文物；牧民捡狗头金的行为，显然不属于《矿产资源法》所规定的“勘查、开采矿产资源”。新华社的报道倾向于认为，狗头金属于“无主物”，牧民通过“先占”取得所有权。同时，新华社认为相关“法规细一些，非议才能少一些”，并提出“藏富于民”的建议。

　　这种说法已然面面俱到了。但，真的要实现“藏富于民”，法律还得大胆突破之前的旧框框，跨出一步。事实上，此事能引发全国的热议，其背后还是公众对产权保护的某种焦虑，这个大问题不能回避。

　　首先，说牧民对狗头金实现了“无主物的先占取得”，这个说法不是没问题的。因为“先占取得”不是中国法律的明确规定，只是民法学说。“先占取得”也一般只适用于一些价值并不大的动产案件中，能否适用到狗头金这种价值连城的物上，在法律界还是一个很微妙的话题。

　　事实上，当初《物权法》立法时，“无主物的先占取得”“善意取得”都遭到了一些上纲上线的批评，结合当时国企改革中比较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有人祭出了“一大二公”的大杀器，进而否定《物权法草案》对公民私有财产平等保护的进步意义。最终，“善意取得”涉险过关；而“先占取得”没能进入《物权法》。

　　就目前来说，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相当繁荣，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涉及公有制——私有制关系、土地所有权、矿藏等自然资源归属等问题时，会或多或少受到计划经济条件下“一大二公”旧思想的羁绊，相关立法也有一定的滞后。

　　以现行的《矿产资源法》来说，还是1996年修订的，计划经济意味浓厚。该法明确“国有矿山企业是开采矿产资源的主体”，只允许“个人采挖零星分散资源和只能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黏土以及为生活自用采挖少量矿产”。这明显是歧视民营资本，形成对民资进入的“玻璃天花板”，而这正是之前国务院“新旧36条”等文件一直试图解决的问题。现实中，这就意味着：民营资本投资的矿山企业，容易遭遇“国进民退”的政治风险，进而导致民营矿企的经营短期化，不得不依附于权力。

　　一位网友说：“‘宝物’是全社会的资源，单纯地争执它到底姓‘公’还是姓‘私’往往没有意义”。

　　诚哉斯言！关键还是要明晰界定产权，并依法保护产权的有偿流转，不要让法律再凌空高蹈，却使真实的社会财富陷入“公地悲剧”和交易风险中。小到狗头金，大到矿山，小到“先占取得”重新进入《物权法》，大到《矿产资源法》能对社会资本公平开放，背后都是一个道理——清晰界定并保护产权。这方面，法律还得跨出一步。

　　□袁伊文(法律工作者)

　　“狗头金应归牧民”反映世道人心

　　人们认为，狗头金应归捡到者所有，是由于一种朴素的认知，无主之物先占取得就是一种传统的观念。

　　从网络跟帖看，多数民意认为它该归牧民所有——尤其是有人提出它应该归国家所有之后，这种分野更加激烈了。与其说人们更愿意它“归牧民所有”，还不如说人们更不愿意它“被国家收走”。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很多人不希望国家收走狗头金？坦率说不论它最终是谁的，都不会是我们的。可捡金故事太喜人了，君子成人之美乃普通心态。此外，谁能保证自己将来不会也捡这么一块呢？看来这并不是真的跟我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人们认为，狗头金应归捡到者所有，还是由于一种朴素的认知，无主之物先占取得就是一种传统的观念。比如，二十四孝中郭巨的孝心感动了上苍，于是他就发现了一罐金子。这金子大家都理所当然认为归郭巨所有。即便现在，大家对郭巨埋子奉母的做法不认可，却很少有人对郭巨得金提出质疑。

　　法学家许章润在《世道人心是法律的魂魄》中写道：“法律不是别的，就是世道人心的镜像，将人间世换形为可检索的条文，法律也是因着世道人心而存在的呀！”在狗头金的归属问题上，我们看到，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的世道人心普遍认为他该归牧民所有。

　　虽然如此，世道人心也不等于法律，但法律对世道人心应该有所回应。前些年发生过不少次个人捡到“无价之宝”却被迫无偿(或抵偿)缴公的案例。每次事后，舆论都同情拾东西的人，而以警惕之心看待相应的“公家”。正是因为每次法律都没有回应民心，这次狗头金一出，人们便反弹式地大声调保护起当事人，哪怕没有“公家”出来索要。也正因如此，当一个律师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认为狗头金应充公，却被舆论过度解读、反击。

　　不过事后经过法律专家的讨论，法律界的结论也是倾向于狗头金应归牧民所有，这可谓是皆大欢喜。

　　经此一役，但愿专家律师以后在坐而论法时，更多地考虑人心向背。不是让法律为人心让步，而是让法律与人心良性激荡，任何一个都不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