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来旭，正是制造杭州公交纵火案的犯罪嫌疑人。去年7月5日，这名因常年患有肺结核、治疗效果不理想、“觉得生活已经失去了希望，活着也没有意义”的嫌犯，用陪葬的形式，将满满一公交车无辜的乘客绑架在一起，试图了结自己的生命，最终造成了30人烧伤，其中20人重伤的惨案。

　　冲动是罪恶的魔鬼。不论包来旭所说的“有些过意不去”究竟有多少轻描淡写，也不论他表态的“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有多坚决，等待包来旭的无疑将是法治的严惩。但是，对于这个惨无人道、伤及无辜、并且造成社会恐慌与巨大损失的犯罪嫌疑人，社会依然尽到了应有的人道精神，同时尽到了程序正义的法治责任，因而有着非常现实的范本意义。

　　包来旭最终能够以躺着的姿势接受审判，倾注了医务工作者在这个穷凶极恶的犯罪嫌疑人身上，长达半年多来日日夜夜付出的心血与代价。这是对生命的敬畏态度，也是对法治的敬重态度。不因这条生命双手沾满鲜血而轻慢，不因这条生命可能被处极刑而放弃救治，更不因对犯罪嫌疑人内心的仇恨而轻率应付。在医务人员手里，这条嫌犯的生命，与所有被他伤及的无辜者生命一样重要。人们在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中，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法治的进步。

　　包来旭最终以躺着的姿势接受开庭审理，法治的程序正义更体现在将犯罪涉嫌人的作案动机、心理以及作案前的生存状态，能够还原给法庭，还原给社会，既让嫌犯接受法律的审判，又让司法接受社会的监督。

　　杭州公交纵火案后，社会上一部分人对于包来旭作案的动因，与此前一部分人对于发生在多地的同类案件嫌犯一样，多多少少有着这样那样的疑惑。有的对身处社会弱势的犯罪嫌疑人，有着习惯性的同情心理，有的甚至寻找种种理由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罪名，试图转移人们的仇恨情绪。

　　消除这些疑惑和杂音的最佳途径，不是漫无边际的舆论掐架，而是在公开审理的法庭上，让犯罪嫌疑人行使自己说话的权利，然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在昨天，被抢救过来的包来旭，能够思路清晰，回答流利，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并且明确表示自己的作案动因是“肺结核病复发后产生轻生念头”。由此足见，不是社会抛弃了包来旭，而是包来旭以极端的行为在绑架无辜者生命而抛弃社会。这也正是他意识到“现在一切都晚了，都来不及了”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