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某些学者对外国却总是仰视,其身段之低,实在让人“感动”。某些曾经比我们强大、富裕得多的国家,如今已被我们超越。而他们却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人家让坐,还不敢坐。他们编造的“外国”的神话,实在离谱。比如,他们说某国虽然GDP被中国超过,但人家的GNP大啊,大到是其GDP的很多倍。这是全然不顾一个经济学常识:一国的GNP跟GDP的差别不可能太大。可是这一套说法,信者甚众,倒有点让人不寒而栗:这样离谱的唱衰中国、抬高外国的话都有这么多人信——如果说中国真的有大问题,那么,问题很可能就出在这里。
我这么说,大概会有人出来反驳:忧患意识总是对的。这还算轻的,恐怕“夜郎自大”“狂妄无知”“歌德派”“五毛”的帽子也将漫天飞过来。姑且先说说所谓忧患意识。如果有度,不离谱,无疑是有益的。这就是说,在各种概率说得过去的可能出现场景中,选取相对比较悲观的一个,作为思考的起点。但是,忧患意识若太离谱也会是有害的。
说得直接点,唱衰中国到离谱的忧患意识,来源也没什么高大上。一是来自几十年前对当时错误的反思,这是有道理的;二是来自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不满,于是把自己的愿望当成现实,甚至还有人认为,唱衰可以倒逼变化,这属于思维的不成熟;三是随大流,人云亦云,认为这样可以不吃亏;四是多年来,自己一直唱衰,不能改了,改了就说明自己多年的“学术研究”都大大贬值了,所以,只好希望中国真衰。
前两者在中国形成一些精英人士唱衰中国的大氛围。应和唱衰的大氛围,不仅省了动脑子,而且可以哗众取宠,获得学术、文化共同体的认可。其实,多数中国人没那么傻,分得清忧患意识跟故意唱衰,甚至造谣的区别。
(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