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查理周刊》的法国式表达与自由画等号，将任何任性、不尊重他人的行为等同于捍卫自由，都是在概念和实践上戕害自由本身。在法国人民反抗封建专制、建立世俗的共和制国家的历史进程中，“自由”曾发挥过巨大的引领作用。在法国成为世俗共和制国家后，自由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走上了绝对化和普世化的道路。

　　但在自由概念和实践扩张的过程中，欧洲人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它的限定条件。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指出，“自由即所有人皆拥有的，做一切不伤害其他人的自主权”。实践中的自由理应有边界也必须有限度，尤其是在国际政治中，其他文化、宗教和国家的平等权利与自由同样重要。《查理周刊》以曾讽刺过天主教教宗甚至耶稣来为其嘲讽穆罕默德自辩，是在偷换平等概念，因为其后的逻辑是欧洲可以接受的其他社会或文化也应当接受。这里就有将欧洲经验中心化、绝对化并推升至“普世价值”的逻辑了。

　　这在将法国遇袭类比于美国“9·11”的观点中可以看得更清晰。论者有言，巴黎之所以称为袭击目标，是因为“巴黎与纽约一样，两座城市都是普世梦想的化身，都隐喻着光明与自由”，而“纽约的世贸双塔和巴黎的《查理周刊》则分别是“资本主义(物质)成就的标志和民主自由精神的具体形式”。且不说巴黎在近年来的经济困境中盗抢频发、还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普世梦想”的化身，也不说《查理周刊》即便在法国也算不上主流的表达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民主自由精神”，略过关于自由与平等的认真讨论而迅速进入反恐议题，至少在策略上是对法国政府有利的，可以避免其在争论中的尴尬，也可以短期内体现出全民团结。但在拥有六百万穆斯林人口、与中东北非比邻而居的法国，反恐必然是内外双线作战，而前提又必须是将恐怖主义与穆斯林族群进行切割，将反恐与发展和伊斯兰国家的正常关系相区分。但法国政府显然也受制于极端自由观念的束缚，《查理周刊》的继续“任性”让有关自由与平等的争论无法中止，更让“宗教战争”与反恐的界限模糊难辨。

　　将自身遭遇与“9·11”相类比，传递出的更多信息是，法国在加入美国在“9·11”后发动的全球反恐联盟后，不仅没能阻止恐怖主义的全球蔓延，还让自身成为了牺牲品。对于法国和欧洲反恐来说，应该做的不是戴高乐号航母更多象征性的巡航，而是真正开始反思，包括对那些即便是被视为准则的观念以及受其驱使的内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