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运”对于中国超级计算机的研发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可以说，中国超级计算机研发正是在禁运和封锁的洗礼中不断成长起来的。这次美国政府再次利用这一手段完成“狙击战”，主要是因为禁运手段成效大，代价小。

　　显然，只要美国在科技和信息技术领域保持“一国独霸”的思维依旧，“遏制中国未来对自己形成的竞争压力”的心态就不会改变，这也决定了今后美国对中国关于高科技产品的禁售会更多，我们应该有一个长期的应对之策。

　　中国一直倡导市场开放，更不寻求对抗。但我们不可能消极被动地逆来顺受。来而不往非礼也，你有技术之矛，我有市场之盾——应该尽快有针对性地出台《反禁运法》。首先，此举可以对禁运形成有效的威慑力。一直以来，美国政府和参与禁运的企业，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所以禁运招数屡试不爽。通过立法，要让美国对中国实施禁运的技术与产品在放开之后，也面临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不允许再进入中国市场的可能。这样，美国政府和企业就不能任性地挥舞“禁运大棒”，任性就要付出代价。

　　其次，要将禁运化为动力。1993年10月，“曙光一号”问世。仅3天后，西方国家便宣布解除在10亿次计算机领域对中国的禁运。通过立法，可形成政策和科研的长期“洼地”，成为保障市场力量的新兴机会。让禁令成为技术攻关的最佳号令，早日实现芯片、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这是网络强国的必由之路。

　　禁运是一把“双刃剑”，这一点，美国自己也非常清楚。伯克利劳伦斯国家实验所的超级计算机专家霍斯特·西蒙说得一针见血：尽管“天河二号”仍主要采用英特尔公司芯片，但中国自主研发的芯片达到4000块左右，显示出中国超级计算机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正在减弱。从长远来看，美国的禁运将对中国芯片制造商有利，对美国企业不利。

　　笔者认为，《反禁运法》和“自主可控”，双手都要硬。“自主可控”目的不是闭守排外，而是为了更好的、更进一步开放。信息技术的起源和制高点都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信息技术能力的不平衡必然要求中国只有开放、走出去才可能技术强大。而我们当前的努力则是让美欧对中国更加开放。

　　今年3月，中国计算机学会政策委员会已经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提交了《中国计算机学会关于制定反禁运法的建议》，建议制定《反禁运法》，保护国家利益、民族产业利益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希望本次事件能够加速推进立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