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2013财年生产了7.16亿张芯片，其中约一半卖给了中国手机制造商等IT企业。高通受到收取不公平的高价专利许可费等三项指控，它在欧洲、韩国也曾多次因垄断吃过官司，这一次它对中国的调查采取了配合态度。高通股价大涨，表明投资者对中国处罚公平的认可，以及他们相信这一了结方式对高通在中国市场的前途有利。

　　然而《纽约时报》是个例外。它以这件事为由头大批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宣称，这件事对于在华经营的外国公司来说，是“时代的标志”，它们近来“都面临着涉及腐败、垄断和逃税行为的更密切的关注”，“成了中国的攻击目标”。该报认为这一裁决“开辟了中美经济冲突的新战场”。

　　中国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开放的大经济体之一。只要遵守中国法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之便利往往既高于它们进入其他大的新兴国家，更高于中国相关公司反过来进入美欧市场。如今美国一些大公司闹在中国的待遇，而中国的华为等高科技公司往往连美国的国门都进不去。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像是一片“处女地”，我们国门洞开，以各种优厚待遇吸引外资前来。有些外资“不规矩”，我们也忍了。

　　中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为了继续前进，理顺经济秩序变得十分重要。像反垄断这种事，过去中国社会几乎搞不太懂，但到了今天，它有了现实迫切性。

　　这本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但《纽约时报》代表的那些力量对此很不适应，它们大概希望中国永远是外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乐园。中国推动依法治国，经济领域的规矩自然越来越多，但纽时等却宣扬这一切是“专门冲着外企来的”，它们的嗓门大，声音传得远，往往能够影响西方社会很多人对中国的看法。

　　世界上最早具有现代意义的反垄断法《谢尔曼法》就诞生在1890年的美国。美国人相信，没有这部法律，就没有后来美国的强大与繁荣。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仅2013年就发动近百项反垄断调查，日本9家公司当年被罚7.4亿美元。同样，今天的中国如果不坚决反垄断，我们这个国家就不会有未来。

　　《纽约时报》这一次的反应恰恰是很标准的民族主义表现，上述文章拼凑了一些人的评论，观点很不专业，以把这件事同中美关系挂钩，以及给中国扣“经济民族主义”帽子吸引眼球。只要中国与美国企业发生摩擦，错肯定是中国的，这成了纽时的基本逻辑。

　　其实这次中国开出的罚单虽大，但却是合理的，也得到了不少西方舆论的认可。韩国曾对高通开出一年在韩营收10%的罚单，而中国处罚比例为8%。

　　中国社会决无刁难外资的意愿。对外开放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它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的一些基础性认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方式。我们对共赢原则深信不疑，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格局非常喜欢。中国的城市都愿意标榜自己“国际化”，跟这个世界发生持久联系让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踏实。

　　非常希望各国企业搞懂并相信中国社会对外资的欢迎，同时对中国在经济领域加强法治给予积极配合。中国在不断改革，大方向必然是越改越规矩，外企需要跟上中国变化的脚步。谁在这方面做得好，谁将下一步在中国赢得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