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消息让一些西方学者感到兴奋。像过去一样，他们用于分析印度和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基本参照系是西方的政治制度，是看这个国家是不是有着与西方更接近或相同的政治制度。这些极端的政治制度万能论者其实对中印两国的具体情况，尤其是民族文化，是缺乏了解的，他们不可能对中印经济增速变化有更全面的理解。

　　如果仅仅依靠某种与西方相同的制度就能够提升创新的话，希腊就不会和德国有那么大的差距，欧元区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烦恼了。

　　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之所以能够保持远高于印度的增速，与中国文化中艰苦奋斗和世俗的传统相关。这些传统因素因机制的调整与开放得以释放而出。而这种世俗的传统恰恰是印度欠缺并需要培育的。

　　今天的中国与印度，处于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已站在了两个不同的发展平台上，块头也不一样，增速比较的意义已经不大。

　　以中印对美贸易为例。2013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创记录的5210亿美元，而印度与美国的年度双边贸易额只有1000亿美元，还不到美中贸易额的1/5。

　　这表明中国和印度在全球产业链上所占的地位和份额是完全不同的。印度可以强调它所具有的制度以及这一制度提供的创新发展的良好条件。但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地位能否提高，所占据的份额能否增加，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发展因素。

　　你不可能在一个基础十分薄弱的大环境下，去发展一大批高精尖的项目。创新是有基础的，不光是制度，同时还要有产业、人才，以及扩大和追求更高收益的欲望驱动。这最后一点与文化相关。

　　中印之间的比较其实不应当是比谁发展得更快，谁的制度更具优越性，而是双方在哪些领域具有合作的潜力，可以进一步加强经济的互补性。

　　中国的发展经验已经表明，一个人口众多，产业分布广且基础坚实的发展中大国，其增长速度的加快，必然会给周边和全球经济创造更多分享成果的机会。印度同样如此。经济增速的加快与经济开放是互动的，印度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提供更多可以分享的红利，其经济增速才具有可持续性。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关起门来发展自己已经不可能。

　　印度如果能够借助于中国在制造业的优势，尤其是在中低端制造业的优势，配与印度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将有利于扩大印度的就业，提升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最重要的是，通过吸收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制造业，最终，印度将形成一个团结且守纪律、有技术的中产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