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昨日新京报报道，北京市纪委4月7日对外通报今年1至3月北京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情况，根据通报，今年前三月共计查处小官贪腐62人，此外已有242人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其中郊区县查处人数普遍较多。而广东省纪委7日通报，对深圳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蒋尊玉等3名厅官处以开除党籍、公职处分。

　　随着一季度反腐成绩单的公开，各地反腐动态与斩获，也到了被舆论打量的节点。而北京、广东等地晒出的“反腐清单”，无疑契合当下反腐深化的节拍。

　　应看到，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保持着高压态势。坊间对“第100虎”充斥着各种揣测，与此同时，地方反腐情况亦不该被忽略。事实上，在中央铁腕打虎的背景下，地方反腐的力度与广度，也很难不被置于“传感效应”下打量。因中央巡视组每到一处，当地就会暴露出腐败问题，此前曾有媒体舆论认为，某些地方有时只是把反腐当作一项被动完成的政治任务，缺乏内在的反腐驱动。

　　如今看，有些地方内生的反腐在提速。以山西省为例，自被通报官场存在塌方式腐败后，山西就开启了“自主反腐模式”，当地纪委系统也从“主抓配合”转变为加大查办案件幅度，一度“11天7名高官落马”。

　　但也得警惕，反腐力度在自上而下层级传递中的边际衰减。这并非杞人忧天：中纪委官网就曾刊文批评地方反腐中的“装腔作势”：有的地方仍是“吼吼嗓子”、“摆摆架子”、“做做样子”；有的地方问责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有的地方“柿子拣软的捏”；有的地方在问责上有“凑数”嫌疑。现实中，一些地方就被曝出玩“搞灭火式追责和临时通报”“通报违纪避重就轻”等把戏，像陕西宝鸡某地之前就被质疑，只通报上班玩游戏、办公桌上有零食之类的小事，却对反腐败等要害问题蜻蜓点水。更别说，在“基层意味”极浓的县镇两级，有些地方甚至罕有反腐动静，这跟公众“无死角”的反腐预期形成巨大落差。

　　尽管说，在拍蝇打虎中，中央和地方没有明确的查办案件的权力界限，但从现实实践可看到，大多时候中纪委主抓大案要案，针对的是省部级干部、央企高管等，而地方反腐则主要针对本地干部。一些地方尤其是基层被动应承式的反腐——不是反腐反应慢了几拍，就是敷衍了事，那危害自然不容小觑：要看到，“苍蝇”虽小但身处基层，对普通民众影响更为直接，若姑息纵容，无异于蚀化反腐震慑力。

　　基于此，有必要确立从上向下贯穿到底的责任体系，在权力运行机制、权力组织体系上廓清脉络，让中央与地方形成更强的反腐联动关系；通过一级抓一级的压力传导机制，推动各级纪委监察部门强化履责自觉性，将反腐板子打下去，真正跟上中央铁腕治腐的节奏。也唯有地方反腐“硬起来”，才能更好地对接民众对反腐“零盲区”的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