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不断有各种名人因嫖娼、吸毒被抓，当他们是娱乐明星时，舆论通常对案情细节津津乐道，猜测事件对他们前途的打击。但当被抓者有较强政治标签尤其是经常“批评政府”时，就会引来争论，支持者们就会宣称对肇事者的抓捕是警方策划的“迫害行动”。

　　区伯事件再现了互联网舆论场的这一幕。一些人表示强烈质疑区伯嫖娼的真实性，宣称这是警方在报复他对公车私用的监督。与此对立的声音则强调，这件事是区伯道德水准的真实暴露，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我们认为，质疑警方为区伯“设套”是非常轻率甚至荒谬的，无论这种质疑有多少社会心理的线索，在全面强调法治的今天都不应被提倡。如果动不动就把“警方造假”的假设抬出来，依法治国就会陷入虚无主义，相关争论也会失去基础。

　　区伯之前就处在舆论的漩涡中，对他“骗取”低保、监督公车私用夹带“碰瓷”勒索等曝光不时出现，与此同时挺他的声音也很多，令旁观者真假难辨。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官方从未卷入这些争论。

　　热衷在社会公益领域表现的人意外出丑闻，在哪个社会都有。如果因嫖娼被抓的区伯就是普通人，没有因为参与公共事务而网上出名，那么这件事对他个人名声的伤害非常有限。但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

　　是名人就要对自己有所约束，名气越大，自我约束就需越严格，这类代价已是当下中国各种名人共同的紧箍咒。过去人们认为娱乐明星可以“为所欲为”，房祖名、黄海波、王全安、王学兵等先后栽了大跟头，证明影视大腕也没有“绝对自由”。因为投身政治或公益领域而成名的人，就更需小心谨慎。不仅中国大陆如此，世界各地也大多这样，东方各社会尤甚。

　　从道理上说，区伯监督公车私用与他嫖娼被抓一是一，二是二，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评价体系。对他的行政拘留只有5天，其获释后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权利不受任何影响，他是否继续对公车私用进行监督，首先取决于他个人。

　　但是这起丑闻必然会重挫区伯的个人公信力，从而影响他继续从事社会监督的效果。有他的支持者表示，自己对区伯嫖娼事不感兴趣，今后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曝光公车私用，但真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恐怕并不多。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要在公共事务中保持活跃，其在守法方面不出问题是前提条件。

　　社会不会为维持一个人的现有角色而对其实施特殊保护。法律逐渐成为社会运行的主轴，社会的各种元素要围绕它自我或相互调节，而不能让法律反过来迁就它们。这些年很多高官和体制内名人因贪腐落马，带来种种冲击，但相关治理没有因此而退缩。体制外的名人必须从中看到，他们也不会以任何原因获得在违法时免受追究的特权。

　　中国警方今后敢碰任何人，舆论无法干扰他们执法，这是挡不住的大趋势。各类名人都比普通百姓承受着更多名誉风险，洁身自好是他们的必由及被迫选择，这是民主、开放时代的题中之义。与其抱怨这个逻辑，不如认真顺应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