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起来，这些疑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认为中国自2011年增速跌破两位数后，到2014年跌至7.4%，不仅是24年来的最低点，而且最近3年平均降幅大于一个百分点，是不是亚洲经济体高速增长最长不超过23年的大限到了；二是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高端部位，收入差距加速拉大，分配机制难于健全，社会舆论高度发散，阶层容忍度正在下降，增长的速度和国家稳定的前景“堪忧”。后一种观点以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和所谓的华盛顿知华派几年来的观点为代表。

　　显然，上述观点对中国经济的“地气”欠缺了解，尤其是后者，对发展经济学的结论作了囫囵吞枣式的理解。笔者认为，中国在完成2015年目标时，除了传统的投资、消费加出口“三驾马车”仍然稳健之外，还新增了两个力矩性力量。第一，经过三十多年的积累，我国获得了相对于发展中经济的资本资源优势。当我们从产业链的低端，通过出口导向加投资拉动方式，爬到中端甚至部分达到高端时，多年的贸易双顺差使我们积累了相对丰富的资本资源优势。当人口红利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减弱的同时，我们获得了相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本比较优势红利。比如，我国去年以来启动的“一带一路”工程，事实上是这种资本比较优势通过要素市场贸易(周边国家基建投资、工程总承包再加资本服务贸易等)体现出来。这是我国参与到国家产业链分工贸易，从产品贸易上升到资本要素品贸易的进步，怎么能理解为经济断崖式失速和增长大限的结束呢？有了这种洞察，理解总理关于出口增速6%和GDP增加7%的判断时就有了信心。

　　第二，经过六十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我国今天的工业化行为人口——城市和城乡间迁徙人口总和已超过十亿，其对应的消费人口规模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增长模式，这是消费拉动和创新驱动性增长最为现实的切入点。比如，阿里巴巴在很短的时间里销售额度就超过了美国的eBay和亚马逊。这就是资源优势变换、产业链升级和超大人口规模结合起来的力量。谁能想到，迈过温饱关二三十年后，我国人力资源的体力红利减弱，消费能力红利却陡然增加。建立在人均收入进入中等阶段和超大人口规模基础上的新经济，以“电商技术为表，第三方市场平台为里”，可以成为超越排浪式消费，实现细分性市场和定制化服务，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型资源。有了这一新增长引擎，中国经济很有可能超越7%目标中线。

　　中国经济还处在青春期。虽然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以人均收入衡量，我国人均GDP1万美元，美国人均近6万美元。我们每年比其他收入“年龄段”上的经济体多增加几个百分点，不是一种奢望。国际大环境和结构调整带来了弯道减速，但中国经济，如果不出现颠覆性错误，再以中高速成长7-15年，达到人均GDP15000美元以上，完全不是个夸张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