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快报首席评论员 伍里川

　　新京报记者统计了A股19家高速公路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数据显示，薪水最高的高管，年薪为96万元。几乎所有的高速公路上市公司董事长，曾经有过官员或体制内的任职经历。如“栖息”三家公司的郑海军，曾任职过交通部办公厅。同样，曾为安徽省委副秘书长的周仁强，2013年为皖通高速董事长。

　　对这些退休官员而言，“人走茶凉”似乎是一种遥远的传说。可是这种“情谊”，却让公众担心。

　　在收费问题上非常“任性”的高速，习惯于“哭穷”。不过，一位高速公路公司的基层员工向新京报记者反映称，他的月薪确实仅有两三千元。

　　在这种情况下，2013年年报显示的事实——19家高速公路上市公司为“董监高”支付了8796万元的报酬，令人愕然。

　　不体恤基层，收入上冰火两重天，这是问题之一；花大价钱请来退休官员当高管，发挥他们的“权力余热”，这是问题之二。

　　在这种情况下，意图把非正常情形抬高的“成本”，通过违规延长收费年限等手段，转嫁给消费者，公众当然不答应。不仅如此，公众有理由追问，热衷于邀请退休官员加盟，中间有多少权力变现、利益交换的内幕。

　　2013年10月，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要求“对退(离)休的党政干部到企业兼职(任职)必须从严把握”。

　　受此影响，一些在高速公路上市公司任独董的官员或前官员，开始离职。但新京报披露，目前，仍有部分官员或前官员，对其在高速公路上市公司的独董职位，“按兵不动”。

　　这种“按兵不动”，只是一个缩影——新华社2014年7月披露，A股上市公司掀起独立董事离职潮，但记者调查发现，进协会、入高校、立名目，一些前官员仍在为担任独董“煞费苦心”地采用“曲线”策略。

　　而早在2008年9月，中纪委、教育部、监察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该文件下发一年多以后，出现了一阵高校领导请辞独董职务的风潮。然而，仍有人迎风而上。

　　这一方面说明，阻力大、“鬼点子”太多，另一方面则说明，“在任开办公会，退休开董事会”的魅力太大，难以割舍。

　　看上去，一些退休官员已经脱了官帽，成了自由人，下海挣钱也没什么。但上市公司岂是“冤大头”，人家高速公路公司宁可让基层员工过紧日子，也要把“前官员”给伺候好，看上的不是你的“学问”，而是权力变现带来的实打实的利益。

　　这种“各取所需”，绝不是官商两家的事。因为，利用权力资源谋利，已经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和竞争规则。

　　对于清而不彻底的“毛病”，只能用制度猛药对付。

　　对于“隐身”在高速公司的“权力高管”来说，早点退个干净，既是为自己好，也是为人家公司好，毕竟，你们的存在，为高速公路千方百计寻求延长收费年限，制造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