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可馨宣称这件事发生后，她本人在京不再安全，被迫中断记者工作回到德国。她指责所有这一切没有按照中国的法律行事，中国在她看来“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她称“这样的经验很恐怖。”

　　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19日刊登一篇文章，标题为“新闻助理，中国新闻业未被讴歌的英雄”，认为“在外媒工作的中国籍新闻助手面临的风险通常比外国记者还要大”。

　　不能不说，这些评论充满情绪。张淼是个很特殊的例子，在北京为外媒工作的中国籍助理与当地媒体的记者们相互职位流动很多，从未听说人身安全问题是这种流动的障碍。张淼的行为显然超越了外媒新闻助理的职责，她的政见和行为方式很激进，这大概与她此前常年居住国外并拥有德国居留权有关。

　　至于张淼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寻衅滋事罪，一些人既然持很大异议，我们倒是建议他们为张淼聘请最好的律师，把这场官司一打到底。这既是对张淼个人的保护，对“倒逼”中国法治建设也有益无害。

　　现在的情况是安可馨通过四处发文章和接受采访，不等张淼案有结果，就对中国司法制度先行搞“舆论审判”。这位《时代》周报前驻京记者发出的声音很合西方舆论的对华报道基调，因而在西方主流媒体上畅行无阻。

　　如何定性、处理涉及政治的寻衅滋事是中国当前司法领域的难点之一，也是一个斗争焦点。每出一起这样的案例，必遭中国国内异见人士和西方力量的攻击。由于这些案例直接压缩了异见人士反体制的行动空间，围绕“寻衅滋事”的斗争或许才刚刚开始。

　　从中国法治的实际情况看，从政治角度破坏中国社会秩序的行为的确有害，法律必须对其进行抑制。但是中国这方面的立法谈不上很全面、细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危及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的行为也在不断嬗变，中国法律对它们的针对性需及时跟上。

　　中国官方大概逐渐看到了，每抓一个政治寻衅滋事者，都将面临一场舆论战。因此不抓则已，一旦抓他们，就需证据十分确凿，而且程序上要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准确无误。每一个案例的处理是否成功，取决于全过程的顺利与否以及对后续争议的避免程度。

　　过去一些此类案子的取证时间偏长，官方对国内自由派及西方的反对声回应偏少，这多少会影响追究政治寻衅滋事者的总效果。

　　中国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少数极端异见人士和支持他们的力量会借机更加较真。但这未必全是坏事。推进依法治国不仅是个大政策，也是漫长的实践过程。我们且把那些反对者当成推进法治的倒逼力量，不管他们的出发点是否“善意”。

　　因此司法机关须办好、判好每一起政治寻衅滋事案，用无可挑剔的处理方式和结果回应西方和中国国内少数人的质疑，并通过驳倒对方进一步建立中国大众对法治建设的信心。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不会停止，但身正的中国不会害怕影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