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如今自己已经逐渐习惯了全新的工作模式，“权力少了，但责任更大了。”

　　作为天津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探路者，在总理见证封存旧公章的新闻上了电视之后，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几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察组，最多的时候一天来了8批。有的考察组“三顾茅庐”，多次来天津调研，有的则是地方党政一把手亲自带队。

　　来者关心的问题各有侧重。一位负责介绍情况的处长发现，地方政府的领导普遍关心的问题是“怎么改革，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改”，而具体部门的负责人往往更关心“你把审批权拿走了，那我们做什么”。

　　其实，李克强在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已经指明了方向：“如果说简政放权是‘先手棋’，那么制度建设就是‘连环炮’。”

　　他给出的“炮弹”是三张“改革清单”——一方面，要拿出“权力清单”，政府能干什么，“法无授权不可为”;另一方面，要给出“负面清单”，企业不能干什么，“法无禁止皆可为”;此外还要拿出“责任清单”，政府该怎么管市场，“法定责任必须为”。

　　李克强的此次公开表态，被许多评论者视为改革继续走向深化的重要信号。

　　事实上，总理曾在多个场合用“当头炮”“马前卒”来说明简政放权之于整体改革的重要性。但他同时也格外强调：“转变职能，‘放’和‘管’是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在大量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后，他强调政府管理要由事前审批更多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

　　今年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曾听取4家第三方评估机构的汇报发言。其中一位评估负责人提到审改工作时说，监管是短板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不少部门和地方不同程度存在“会批不会管”的情况，有的“对审批很迷恋，对监管很迷茫”。

　　李克强当即称赞他“讲得很好”。“简政放权不仅要‘放到位’，同时，监管‘要跟上’。这不仅关乎新增企业的生存，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后续创业力量。”

　　2013年李克强访问瑞士时，曾与苏黎世古尔登贝格农庄主讨论过食品安全监管。那位农庄主告诉他，自己绝不会做不安全的食品，“一旦检查不合格，政府就会取消给我的农业补贴，那我就彻底垮了，何苦呢?”

　　“相比之下，我们的食品生产者，包括污染环境的企业主，有这个压力吗?”李克强后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讲起这个故事，他当场表示，要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对严重违法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下一步要将违规企业“踢”出市场，切实做到“宽进严管”。

　　在另一次常务会上，他再次突出强调“放管结合”的理念。他说，去年上海自贸区的尝试，就是在探索、勾画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寻求简政放权与有效监管相结合的可复制模式。

　　与这种思路相伴的，是一系列有着明确改革意图的具体举措。

　　2014年6月4日，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明确了27条具体改革措施，并颁布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7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草案)》。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分析称，这一轮的审改下了很大力气去改变许多部门“以审代管”的习惯，以转向“更多依靠建立透明诚信的市场秩序来规范企业”。

　　“很明显，这次的‘割肉’改革，是有战略布局前提下的‘割肉’，有步骤有节奏有章法。”行政学者宋世明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在许多学者看来，本届政府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另一大特点是“依法放权”。

　　2014年7月，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共修改21部行政法规，取消行政审批项目22项，下放审批权7项。据统计，加上这次，本届政府成立以来，已经4次一揽子修改行政法规63部，废止3部，3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改法律22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