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李克强总理离开6天后，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便迎来了北京的一个考察组。组长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具体牵头单位中央编办的一位副司长，成员包括中央编办和国务院法制办的两名副处长与一名干部。这已经是国务院审改办第二次组织考察组专程来访。“关心的都是改革里最实在的问题。”这是张铁军对于考察组最直观的印象。

　　没有客套话和多余的寒暄，在将近两小时的内部调研会上，考察组提出的问题十分直接。比如，条块管理会不会出现衔接问题?被改革部门不愿意放权怎么办?保留的审批事项里有没有藏着子项?一切都围着“审批”二字展开。

　　“实际工作里，咱们有没有发现一些审批是根本没有必要的?有多少是还可以再干掉的?”一名年轻的副处长举起手，做了一个挥刀的姿势。

　　事实上，自本届中央政府组成以来，简政放权的脚步就一刻也没有停歇。2013年3月17日，刚刚就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在两会记者会上首次“亮相”便郑重承诺：本届政府要将国务院各部门现有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至少削减三分之一以上。“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李克强当场表态，“要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

　　一天后，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常务会议，主题就是研究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我认为这是很有政治家眼光的一次长远部署和改革布局。”一位亲历简政放权改革的政府官员分析道。“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期的关键节点上，到底应该以什么方式促使中国经济更健康发展，答案已经十分清晰，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让市场配置资源。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切实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另外，十八大以来，中央抓作风建设，加快了依法治国的步伐，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另一指向就是制度反腐，这本身就是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的重要途径。”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国务院不下20次的常务会议，研究的事项与简政放权相关。

　　在“有意见说意见，客套话免说”的常务会上，李克强多次以直接的说话风格，表达过他对这项改革的决心。

　　今年6月的一次常务会议上，李克强举起手中的材料，请参会者“认真读一读”，“这里面列出的有些审批事项，设立8年来，竟连一次申请都没受理过。说起来都好笑!”同样是在这次常务会议上，当讨论到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时，李克强指着一项即将被取消的职业资格，询问一位相关部门负责人：“‘国际商务专业人员资格证’是做什么的?你有这个资格许可吗?”这位负责人摇了摇头，会场响起一片笑声。李克强也乐了：“你可是我们的国际贸易谈判首席代表啊!连你都没有资格，这个资格许可不是莫名其妙吗?”

　　一个月后，李克强到山东与新创小微企业经营者座谈，当场部署了包括继续推进简政放权在内的三项工作。这场座谈会的讨论甚至一直延续到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在轻晃的车厢里，李克强把国务院相关领导及随行部门的几位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又明确了一遍工作的具体部门分工和落实路径。他说：“把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创造力释放出来，这就是改革的最大红利。”

　　就像是跳高一样，越往上跳，每高一厘米就越难

　　提出过希望保存这些公章的单位不止国家博物馆一家。张铁军记得，滨海新区档案局的工作人员来审批局进行档案管理培训时，也曾专门提出，这些公章应该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标志物进行存档。

　　“无论最终被哪个单位收藏，这些废弃的公章终究会有一天归入历史。就像安徽凤阳小岗村那些村民的血手印一样，人们看到它们就会想起中国曾经进行过的这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张铁军说。

　　封存109枚公章，只不过几十秒时间，而把109枚公章运往国家博物馆，也不过两个多小时时间，但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艰难与复杂，却远非这么几十秒和两个多小时可以形容。

　　从2001年10月成立行政审批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算起，至今已经走过13年时间。

　　如今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在过去已经取消下放2000多项审批事项的基础上，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可以说是一开始就进入了深水区。”曾经调研过多个省市和部委改革状况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占斌，以此形容本届政府行政审批所面临的艰难困境，“就像是跳高一样，越往上跳，每高一厘米就越难。当然，一旦突破，意义也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