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镇党委副书记提出修改意见：结构还不够精简，重点不突出，“这次是高级领导来，得提炼出贴合其主抓工作的主题。”邱闻不敢怠慢，改完又请“代理科长”再修改。

　　第二天，副书记不满意，要求邱闻自己改：“像免费公共浴池这类事儿，别的镇都在做，已经不新鲜，删。”这次邱闻摸出点门路。当晚8点多改完，副书记比较满意，稍改便交由党委书记过目。书记做过十多年的文字工作，给不少升迁的领导写过材料，就挑出俩错别字。

　　“这是第五次”邱闻提醒自己，“仅仅是个开始。”

　　那一天下午，正要下班，副主任突然叫住他：“小邱，先别走，书记、副书记去区里开会，没准要传达新指示。”当晚，一位区领导到镇里开紧急会议，批评道：“没有魂儿，只有经验性的东西，没有总结性的东西。”坐两边的镇领导们，脸色很难看。最后，镇党委书记琢磨出“四个化”，邱闻按着这个大方向继续改。

　　第六次，他实在改不动了，因为村里的实际情况，很难硬套进这“四个化”里。第七次，副书记便亲自带着他改。可另一位区领导看了，一句句抠得更细，建议加入民生领域的成果。只得进行第八、九次大改。

　　两天之后，市里派人来开会，又提了一箩筐意见。第二天，大领导的秘书前来主持会议，场面很大，市、区和镇负责领导一个个正襟危坐，邱闻也参加了。秘书提出，这“四个化”，没有亮点，得找出能在全国推广的经验，比如当地居民和外来人口能共同享受到的福利。

　　邱闻很无奈—实际本就存在不平等。非要说一个，他只想到免费发放计生用品。镇副书记耳语：“人家知道领导在想啥，就按他说的改。”

　　这一回，加进了“流动人口也可免费进入村阅读室”之类的待遇。“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儿。”

　　材料层层递交，又小改三次，终于再没人提意见了。“为这3000字，耗时半个月，前后开了五次大会，一共修改13次。”他总结。

　　随后，镇领导、村主任和村民各自分工，排练报告的内容。开始是看着纸条念，后来脱稿，要求不能磕巴，还得自然。按照设计，大领导“恰巧”会碰见村图书馆里看书的一位外来户，并“偶遇”村口的大舞台上，一对正在进行婚礼彩排的新人。

　　视察那天，邱闻级别不够，没能去现场。后来这件事儿上了电视，他多少有些成就感。他隐隐觉得，大领导可能也知道这是在演戏。

　　此后镇里一有大事，都直接找他写材料。

　　非典型公务员

　　两年之后，邱闻选择离开。

　　当时，姥姥、姥爷重病一场，他想离家更近些。而且，他再也不想写材料了。尽管区里传来消息，自己很快会被调入区组织部。

　　他又一次参加了北京市公务员考试，以笔试、面试第一的成绩，被老家所在区的某局录用，随后分配到一个山区镇的下属所。

　　他笑称，自己现在是“非典型公务员”。

　　说是个所，其实就两个人，在镇政府的一个小办公室上班。邱闻的领导，是位40多岁的大姐，性格朴实直爽，平日里很关照他。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把各村、企业月初上报的数据，录入到表格里，月底发给区上级单位里。

　　这份工作，出乎意料的轻松。

　　“熟悉之后，这点活儿我最快一天能完成。”他撇起嘴。因为“不能容忍低效率”，月初几天，他就会提前完成工作。

　　大把的时间该干点儿什么?他用学习和考试来填补。

　　起初，他复习大学时期一直想考的注册会计师，过了一阵忙碌而充实的时光。考下了证，却又进入没事可做的空虚期。

　　这一阵儿，他又买了不少法律专业书籍，准备参加司法考试。本来，他还打算考个金融分析师，一听说报名费小一万，暂时放弃了。

　　他的办公桌成了课桌，可办公室却不像教室。

　　午休过后，大姐会打打电话，上上网，等待三点钟左右的“茶话会”。镇政府各部门有一群与她同龄的妇女，到时候会三五成群地聚在这儿，东家长西家短的—谁谁又提职称了，多赚五百块钱;某个领导连孩子都有了，却还买不起房子……

　　这让他有点小失落，当公务员就为那几百块钱吗?怎么成天就是比来比去这些物质上的东西?

　　不过，一听到邱闻看书时有节奏的翻页声，大姐便会略有些尴尬地招呼：“小邱，时间不早了，要不你先回去吧。我们这儿乱嚷嚷，别影响你学习。”他也早等着这句话呢，应承一声就快速离开了。

　　时间久了，每到下午三点多钟，他就会主动张罗：“大姐，时候不早了，你们先忙着，我撤啦。”

　　“篮球巨星科比为什么那么成功?因为他每天都能看到洛杉矶凌晨3点的模样。”他调侃，“你知道我们那儿下午三点多钟的模样么?我见过，天天都见。”他手机上有不少沿途的照片，这一路都是观光景点，他下班回家跟自助游似的。(人民网 news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