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后，他草草复习便参加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目标是一个镇政府的岗位。因为是郊区，竞争没有中心城区那么激烈，一共60多人报考。他以笔试第一，高出第二名10多分的成绩进入面试。本应是三取一，可排他后面的两个人没来面试，弃权了。接到录取通知后，他把一系列巧合归结为“命运的安排”。

　　他交了违约金，和银行解除合同，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基层公务员。

　　他并不觉得可惜。工作所在地离家不远，父母岁数大了，身体都不太好。姐姐妹妹都在城里，他可以每天回家照看、陪伴爸妈，“这比赚很多钱更重要。”

　　除了家庭，还有一个因素。在银行实习的时候，他时常看到客户冲着柜员、大堂经理争吵甚至责骂。如果他选择在银行工作，入职第一年，基本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还得天天站着。“我不想整天累得跟孙子似的。”他说。

　　座位之争

　　邱闻是几年来镇上唯一新入职的公务员。

　　他的部门是宣传信息科，负责信息发布管理和公文起草，一共三个人。

　　原来的科长调入区里任职，空出了个岗位。科长的职位，却暂时没人顶替。两位同事，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女士负责网站，是事业编;另一个女孩没编制，协助帮忙。

　　邱闻很快发现，两位同事态度不冷不热的。“按资历，她俩是我的前辈，比我有工作经验;按编制说，我是科里仅有的正式公务员，拥有升职机会，而她们没有。”

　　很自然的，年头最长的事业编姐姐，行使起“代理科长”的权力。

　　自己的第一篇消息稿，写镇秋季运动会。他按照网站上的范文，一句一句模仿。

　　交给“代理科长”过目，换来一阵痛批，说像“xx日，秋高气爽”这类表达，没有一点意义，删。一共两百多字，重写。他没吭声，照办了。可总觉得，那态度不像提意见，更像“杀威棒”。

　　好在，这类工作不算难事儿。科室里有台佳能350D的单反，他同时负责拍照片。原则就一条，无论会议或视察，必须保证领导在中间，避免拍到领导眯眼、走神。

　　除了本职工作，他还有兼职。比如，顶替一个副镇长的儿子参加高中会考。他心里不情愿，却不敢说出来。战战兢兢到考场才发现，监考老师根本不管。最后考了高分，副镇长一下记住了他。

　　邱闻越来越受重视。一有镇政府内部的饭局，就有几个部门主任招呼他坐在自己旁边。他一般会婉言谢绝，而选择和年轻同事坐一块。他想保持点独立性，不想站队。

　　麻烦还是找上门来。此前外出办事儿，接待单位向来都会安排车把他送回去。有次去采写一个偏远乡镇企业的先进事迹，不巧，受访的总经理有急事儿要处理，便撂桌上50块钱，说留给他打车，转身就走了。邱闻从没碰见过这种情况，身上又没带钱和公交卡，脑袋嗡的一声，懵了。

　　这分明是颗炸弹啊!他赶紧打电话求助“代理科长”。“你怎么能收钱呢!”不由分说，对方就给定了性。他立马追上去退了钱，硬着头皮，让人家从别处安排了一辆车。

　　回来时，组织部领导和“代理科长”等候多时，你一言我一语，开了个“教育批斗会”。“我本来就没接那钱，第一时间就汇报请示。”他挺郁闷，觉得“代理科长”“扣顶高帽子，还打小报告。”

　　不久，因为座位问题，引发一场暗战。

　　科室分为里外两个屋子，里屋以前是科长单独的办公桌，因为空着，邱闻来的时候便坐在这儿。某天，“代理科长”提议：“咱俩能不能换个位子?”邱闻搪塞过去了。后来，又问了好几次。他脾气上来，态度强硬地拒绝了。

　　他觉得自己早就默认了她的领导地位，没必要再搞这种形式主义。而且这事关尊严，如果退让，今后就别想在科里抬起头来。

　　此后，科室一有集体讨论，两位“前辈”的意见总和自己相反，他觉得被孤立了。直到第二年，部门又进了位公务员，邱闻主动和新同事“走得很近”，情况才有所改观。二比一变成二比二，形成微妙的平衡。他说话的嗓门，也渐渐大了。

　　以前，他最看不惯的，就是“拉山头”行为。

　　笔杆子是如何炼成的

　　一场硬仗，把邱闻磨成了全镇第一笔杆子。

　　他工作所在的镇，是新兴产业区的核心地带，享受到诸多政策资金支持，算是个明星镇，经常有领导来视察。

　　一次，一名中央领导要来镇里视察。这几乎是镇里接待的级别最高的领导，邱闻被指定写汇报材料。

　　邱闻是被逼着仓促上马的。这与大学里成天打交道的财务报表、金融理论已经没有“半毛钱关系”。

　　他必须得写好这份材料，因为“代理科长”和他，被要求各以一个重点村为对象写份材料，两份材料，择优录取。周日，邱闻参阅历年的资料，从早写到晚。然后由副主任修改，上交给镇领导，又转到区里。最终，确定采用他写的那份。(人民网 news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