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玫瑾：嗜好这东西它不是认识性的问题，就是有认识有时候也很难控制。比如说知道抽烟对我身体不好，可是我不抽我就觉得难受，性的嗜好也属于这一类的，有时候身不由己的。性一定会涉及到他人，为了不让更多的人受到伤害，那么把他的情况公诸于众，我认为这个是可行的。
解说词：近两年，有几起涉及外籍教师的事件曾引发关注。2012年，曾在北京、大连等多地任教的英国人尼尔•罗宾森，被发现是英国警方通缉的性侵儿童的在逃犯。另一名在南京任外教的美国人卫斯理也被查出，此前在美国曾经不止一次因为性侵儿童罪入狱，曝光他的网友正是通过查询美国性犯罪者公示网站确定了他的身份。检察官付晓梅告诉我们，她也曾遇到过一个案子，一名教师猥亵了学生，出狱后却又到另一所学校应聘成功，再次作案。付晓梅个人认为，目前我国要建立详尽的公示网络并不现实，但有必要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避免有性犯罪史的人再从事和未成年人有关的工作。
付晓梅：我觉得《梅根法案》在我们国家可能实施不通，因为我们国家人口太多了，流动性比较强，这种情况下可行性很小。我个人认为目前来说可以做到的，就是我要招聘一个人，我可以查一下他的犯罪记录。
记者：我们国家这些单位去招聘的时候，想去查一个人有没有性犯罪的历史，方不方便能查到?
付晓梅：公安部门可以查到这个人因为什么罪名被判刑了，但是比如说我检察院我都很难查到，招聘机构它就更难查到了。
解说词：在付晓梅看来，香港地区2011年开始实施的《性罪行定罪纪录查核》制度值得借鉴。政府提倡在涉及未成年人的岗位招聘时，要求应聘者提交自己的性犯罪历史纪录。这份纪录只要本人到相关部门就可以很方便地办理。有性犯罪史的人不可能拿到清白的纪录，自然也就会知难而退。
付晓梅：做了这个工作，可能对于整个孩子的安全都是一个保护。
解说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探索，如何完善法律制度，更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远离性侵犯。但让人忧虑的是，性犯罪的一些特点，使得法律有时存在难以抵达的空间。一是不少性癖好异常者即使受过法律惩处也还会重复作案;二是有的受害者和家庭会出于恐惧或羞耻感选择不声张、不报案。甚至有些年幼的孩子受了侵犯还浑然不知，使得性侵者的恶行成为不为人知的隐蔽的罪恶。
张敏：我们还有一个案例里面那个孩子的话，就是觉得跟我玩呢，对我好，然后才这么亲密接触我的。办了这么多年案子以后，觉得最最迫切的就是性教育的问题，得让孩子首先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到底我们讲到一个什么尺度，大家都是比较困惑的。
记者：到底该怎么跟孩子讲有关性的知识，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困惑。我问了一些和我一样70年代出生的朋友，他们大多回忆说，父母亲从来没有和自己聊过任何关于性的话题，而在学校，只有生理卫生课本里有几页关于性的知识，但是老师会跳过去不讲，甚至有一位朋友说，他拿到课本的时候，那几页纸已经被订书机给订上了。我很想知道又过了这么多年，现在的孩子从父母和学校那里能得到什么样的性教育，和我们那时候有没有不同呢?
解说词：如今，当振浩再回忆往事，自己都有些惊讶于当年的懵懂无知。他告诉我们，当年受侵犯的男生们，几乎都只是模糊地知道这件事和性有关，本能地感到羞辱，但在彼此交流之前，他们并不能确定张大同行为的性质。这也让他们深切地感到，告诉孩子相关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能确定说这是侵犯吗?还是说连这都不敢确定。
振浩：你被人狠狠地揍了一下，这可能是侵犯，但是有一些涉及性方面的，到底算是侵犯还不是侵犯，从来没有人解释过，没有办法来判断。
记者：父母从小到大和你讲过性方面的知识和问题吗?
振浩：没有。
记者：学校有没有教过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振浩：应该是没有。
解说词：在他们的少年时代，大多数孩子都没有接受过任何性教育，现在情况是否有改观呢?
刘文利：哪些同学接受过来自父母的性教育，请举一下手。
解说词：这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门公共选修课——《人类性学》课的课堂。老师正在进行一项关于性教育的调查。女生中有少数几个说，父母在她们来月经时曾经告诉过一些相关的知识，而男生中间则没有一个人举手。
刘文利：有那么一点儿意思的也行，那我可以说课堂上百分之百的男生没有在家庭里获得过性的这种教育，可以这么说吗?
解说词：刘文利是北师大副教授，她在这些年上课的过程中发现，现在的大学生在未成年时普遍没有接受过性教育。近些年来，她领导的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一直致力于在小学推广性教育课程。北京的大兴行知学校是其中一所试点学校，《性健康教育》课程在这里已经开展七年了。
老师：乳房、乳头。
学生：被泳衣泳裤遮盖的部位就是身体的隐私部位。
老师：谁能给他穿个衣服?谁来?
解说词：从一年级开始，行知学校的学生每学期都会上六堂性健康教育课。这一堂课的主题是“保护我们的隐私部位”。刘文利的课题组考虑到，如果告诉孩子要识别坏人、防范熟人是不现实的，既超出了孩子的能力范围，也会影响孩子对世界的信任。更有效的方法是告诉他们哪些是隐私部位，一旦有人想接触，就要坚决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