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

　　李步云：宪法监督是“依法治国”突破口

　　李步云

　　1933年生，湖南娄底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79年9月发表《论以法治国》，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以法治国的理论框架与制度构想，开启“依法治国第一腔”。近三十年，作为主要决策和建议专家，参与和推动了1982年修宪、2004年修宪、“依法治国”入宪、人权入宪等国家法治的重要进程。2013年倡立民间法学奖——“李步云法学奖”。

　　十八大首次提“法治精神”

　　新京报：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十八大以来的法治建设的情况如何?

　　李步云：十八大以来进步明显，新一届中央领导更加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出现了一些新提法和新概念。比如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在中央文件中，十八大第一次提出“法治精神”，现代法治的根本精神就是人本精神，这是推动法治改革的主要动力。还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法治中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等等，将依法治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新京报：四中全会将全面研究“依法治国”，会不会有新的内涵?融入新的内容?

　　李步云：回顾依法治国进程，十五大依法治国成为基本方略，这是法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999年3月“依法治国”入宪，这是又一个里程碑。

　　2002年的十六大，正式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过去讲的都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十六大首次将民主、法治、人权建设，从以往“精神文明”的概念和范畴中独立出来，成为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的一种文明形态，提升了依法治国的战略地位。

　　2004年人权入宪，标志依法治国进入一个新阶段。接下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强调以人为本，为依法治国方略和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刚才讲到，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出现了一些新的提法和概念，将依法治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三中全会提到“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四中全会是首个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党的全会，可以预期，这次会议将成为依法治国的又一个里程碑。

　　树立宪法权威，必须建监督制度

　　新京报：那么四中全会可能会涉及依法治国的哪些问题?

　　李步云：一些重要问题可能会有重大突破。首先是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必须建立起来，这是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来的。

　　再有就是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司法改革如何去行政化、地方化，这也是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司法改革方向。

　　还有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执政党依法执政，依宪执政，这也是中央领导多次强调的。

　　新京报：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该如何破题?

　　李步云：树立宪法法律的权威性，必须建立宪法监督制度。没有监督制度，宪法就是没有牙齿的宪法。

　　2012年12月4日，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宪法实施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时，就提出了“主要表现在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去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法治中国建设”章节明确提出，“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

　　可见，宪法监督机制和程序的建立，已提上日程。四中全会应该制定宪法监督机制和程序的具体方案。

　　新京报：此前你曾经建议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

　　李步云：那是2003年6月，我在修宪座谈会上提的建议。

　　我的思路是，全国人大现有九个专门委员会，再加一个宪法监督委员会，宪法监督委员会的性质与地位，和其他九个专门委员会大体上相当，委员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委员和最有水平的法学家组成，规定所有公民、社会组织都有权提起违宪审查，由宪法监督委员会审查和提出意见，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后由常委会讨论决定是不是违宪，要不要处理，怎么处理，权力最后在人大常委会。宪法监督委员无权直接作宪法监督事项的决定、必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和作出决定并宣布。

　　前不久，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建立宪法监督制度正当其时》，再次建议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

　　新京报：四中全会将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依法治国”的首个“路线图”。“依法治国”的突破口在哪里?首先应该解决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