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9月，“依法治国”四个字被写入十五大报告。依法治国成为执政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被视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推进“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详细描绘法治中国新图景。

　　舆论认为，中国的执政党在致力于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对这一变化，民众有清晰的感知。最高领导人多次在重要场合表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一批冤假错案被平反，改革被纳入法治轨道，司法腐败面临强力打击，政法机关不再神秘，更为公开透明。

　　新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探寻法治中国的轨迹，分享法学大家的思考。

　　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后的第17个年头，“依法治国”新路线图将出台。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破解执法不严、有法不依、违法不究、信访不信法等一系列问题。

　　目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草稿正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修订完善。“很全面，很深入，很震撼”，一位了解草稿内容的法律学者告诉新京报记者，“《决定》基本上是三中全会提出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具体化，内容涉及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司法改革等各个方面”。 新京报记者 王姝

　　新进展

　　十八大提法治是治国理政基本方式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理好国家，如何更好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是党的领导集体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最高法前院长肖扬亲历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过程，他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形成和发展》一文中称。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等受访专家也表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形成过程，反映出改革开放30余年，执政党对于治国理政方式的探索和调整。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总结“文革”沉痛教训时指出：“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许耀桐说。

　　“这里讲的制度化、法律化，实际就是法治化的问题。”许耀桐说。

　　“法治三老”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1979年与人合写了《论以法治国》，开了“以法治国第一腔”。李步云对新京报记者说，1978年10月，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北大法律系原主任陈守一提出，“人治还是法治呢，值得研究”。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这次学术会议后，李步云开始思考“人治”、“法治”问题，随后与人合写了18000字的《论以法治国》。

　　论文发表后，曾有人将其抄成大字报，张贴在机关门口，引发了激烈争论，“法学界出现‘三大派’论战。‘法治论’的观点主张反对人治，提倡法治;‘取消论’认为‘法治’和‘人治’是西方的提法，是资产阶级观点;‘结合论’认为‘法治’和‘人治’都有必要，应该结合起来”。

　　“三大派”论战引发了中央领导的关注。肖扬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形成和发展》一文中称，1995年下半年，中央举办第三次法制讲座，主题就是《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个多月后，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召开，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一条基本方针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1997年9月，“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十五大报告。

　　此后，历次党代会报告都强调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至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新局面

　　现实需求促“依法治国”建设提速

　　虽然十五大以来的历次党代会，一再重申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但17年来的历次党的中央全会，首次将“依法治国”作为主题的是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李步云、许耀桐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胡锦光等受访专家们认为，四中全会之所以首次圈定“依法治国”主题，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要求，更是社会矛盾高发期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