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越南就陆地边界展开谈判，其后因为军事冲突而中断，直到90年代才重启和平谈判，并在1999年签订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

　　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在陆地边界问题上中国和邻国发生过冲突，但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协商的原则，最终解决问题都是通过外交谈判实现的。

　　坚持原则与灵活创新

　　国际形势在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或者地区格局产生深刻调整的时候，往往会给解决边界问题带来一些曙光和转机。我们需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

　　边界涉及到一国的核心利益。边海司副司长欧阳玉靖2月初在国际在线和网友进行交流时说，为了促进边界问题的尽早解决，中方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开拓创新。

　　欧阳玉靖有着丰富的边界谈判经验，参与过中(苏)俄国界协定谈判、中塔边界划界谈判等。在谈到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积累的经验时，他认为解决边界问题和国际形势、地区格局密不可分。

　　“国际形势在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或者地区格局产生深刻调整的时候，往往会给解决边界问题带来一些曙光和转机。我们需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

　　苏联解体后，原来的各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长达7600多公里的中苏边界变成了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的边界，这意味着中国的边界谈判对象由一个变成了四个。中国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陆续完成了边界的划界和勘界工作。

　　边界问题很多都是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在讲历史法理的同时尊重现实利益，努力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

　　在和缅甸进行谈判时，不平等条约规定的“1941年线”成为中缅谈判中争议最大的问题。“1941年线”是抗日战争时期英国逼迫当时中国政府划定的中缅南段一条边境线。周恩来总理认为，如果中国废弃旧条约，会使人觉得历史上所有划界条约都可以改变，使得四邻不安，但两国可以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以照顾到双方利益。最终达成的协议是：缅甸把班洪部落和班老部落在“1941年线”以西的辖区划归中国;中国政府把英国“永租”的猛卯三角地移交给缅甸。

　　胡德坤教授对本报记者说，新中国边界政策是从在与邻国谈判解决争端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体现了和平协商、互谅互让、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在处理边界事务上也在走向机制化。

　　5月初，持续20多天的中印军队边境“帐篷对峙”在印度外长访华前和平收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印度问题专家马加力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印在解决边界问题上建立了多种渠道和沟通机制，外交渠道和边防会晤使得对峙事件趋于缓和。

　　胡德坤认为，中国对边界问题的解决，为中国发展营造了和平稳定的环境。近年来，中国提出了“睦邻、安邻和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在和邻国和睦相处的同时，加强与邻国的互利合作。

　　捍卫“蓝色国土”的挑战

　　中国在陆海的边界政策都是“平等协商，互谅互让”，但贯彻效果有一定差异。目前，中国同日本、菲律宾等8个海岸相邻和相向的国家都存在海上争议。在2002年到2012年这11年间，中国有9年面临岛礁主权争端。

　　中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在大多数陆地边境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之后，海洋划界刚刚起步。除了已经划定中越北部湾海上边界之外，中国尚未划定在黄海、东海和南海的与海上邻国之间的绝大部分海上边界。

　　中国海洋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楠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周边海洋争议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岛礁主权争议，比如东海的钓鱼岛问题和南海的南沙群岛问题;另一种是海洋划界争议，即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问题。根据1982年通过、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沿海国可以主张200海里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使得许多海上邻国的海洋主张出现重叠。

　　在处理海洋争议上，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了“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思想。2009年3月，外交部成立了边界与海洋事务司，整合了亚洲司、欧亚司以及条法司负责的部分职能，不仅包括拟定陆地、海洋边界外交政策，也包括指导、协调海洋对外工作。外界认为，这是中国海洋发展的一大标志性事件，有望打破中国海上划界僵局。

　　有学者认为，中国在陆海的边界政策都是“平等协商，互谅互让”，但贯彻效果有一定差异。目前，中国同日本、菲律宾等8个海岸相邻和相向的国家都存在海上争议。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本月8日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3)》称，对中国2002-2012年面临的主要海洋安全问题的统计显示，在这11年间，中国有9年面临岛礁主权争端。“2012年来，中国面临的最直接的海上安全问题是岛礁主权争议引发的安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