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增1956年出生于重庆，1982年四川大学毕业，后攻读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1990年撰写《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万言书”，受到两会代表高度重视，并于1991年形成两会多个提案，1992年贵州和安徽共计70名人大代表又提出了两个议案。此事经媒体报道，在民间引起巨大反响，掀起大陆民间对日索赔浪潮，他因此被称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随后，童增收到全国各地受害者及其亲属的来信达1万余封，有受害者称他为“恩人”和“民族英雄”。

　　1994年，他代表中国受害者委托日本律师在日本起诉日本政府以及奴役中国劳工的日本企业，获得日本300多名律师的法律支持和10万日本人签名支持。他也曾多次筹款或出资进行较大范围的救助战争幸存者活动，并资助了一些去日本打官司的幸存者。鉴于日本政府歪曲历史的行径，2005年童增又倡导和推动把民间索赔官司搬回国内打。近年来上海、重庆、浙江、河北、北京的受害者先后提起诉讼，其中二战时期被强掳至日本的中国劳工及遗属共40人于2014年2月起诉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和日本焦炭工业(原三井矿山)两家公司并提出索赔，已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开庭在即。中威船案也已获得日本三井企业2.2亿元人民币的赔偿。

　　2014年8月，童增代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通过日本驻华大使致信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向日本追讨现藏于日本皇宫的“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引起中日两国重视，再掀对日索赔浪潮。2014年12月7日，他代表中国民间机构致信日本政府，要求就南京大屠杀向中国人民谢罪，受到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童增的义举，不仅得到了国内民众的认可与支持，更得到了一些日本正义之士的认可与支持，在日本律师的支持与帮助下，才有一批批中国受害者到日本法院起诉日本政府和日本加害企业，这些索赔官司让更多的日本国民知道了日本右翼极力否认的那场侵华战争。可以说，童增的努力促成了两个积怨深厚的民族正视历史的契机，为使两国远离战争、促进和平作出了贡献，这也正好符合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的首要条件，即“促进民族间的团结”。

　　童增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25年的经历来看，民间索赔运动并没有影响到中日友好的大局，反而促进了中日友好。以中威船案为例，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化解了历史积怨，这样两国才能朝着和平方向迈出坚实的步伐。

　　在谈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时，童增表示自己所做的事情还远远不够。据他介绍，今年7月，海外华侨准备从童增收到的战争受害者来信中选出500封信件，翻译成英文后出版，届时将有一些国家政要和国际知名人士支持童增问鼎诺贝尔和平奖。无论获奖与否，可以让国际上更多的人来了解那段历史以及中国的战争受害者。

　　据悉，今年2月1日是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截止日期，罗马教皇方济由于重视社会公平和关心环境而获得提名，另外斯诺登因揭露美国政府是如何监控大众的而再次获得提名。诺贝尔和平奖每年10月在挪威公布获奖的最后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