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1岁的成都游客孙川在斯里兰卡旅游时，为救同伴不幸身亡，目前家属正在为其申报见义勇为。但当地政府部门认为，见义勇为只适用于省内，并且孙川所救的是同行游伴，从法律上讲，救“熟人”是否属于见义勇为，仍存在一定的争议。（8月11日《北京青年报》）

　　游客孙川在国外救同伴时不幸身亡，因为地点在国外，救的对象是熟人，所以孙川的见义勇为，很难被认定为见义勇为。这样的事实，听起来的确很难理解。但在《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中，其中确有规定，“本条例只适用于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见义勇为行为。”再加上“救熟人”的行为在一些人看来，是在履行特定义务，也是不算见义勇为的。虽然这样的规定与解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规定就是这样执行的。

　　公众认知与官方认定之所以存在极大的差别，就在于我国并没有统一的见义勇为标准，大多是各地自己设定的标准。在国家层面，只有2012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的《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但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地方还是各自为政，以自己的标准与定义去评判见义勇为。当各地决策者的意识不一样，又没有征求公众的意见时，自然会出现不同标准的见义勇为。

　　其实，对于孙川这样的行为到底算不算见义勇为，很多情况下，公众看的不是僵死的规定，而是横向的比较。据报道，美国东部时间2014年5月13日，留美博士杜先汝为救落入鲁吉河的另一名中国留学生不幸遇难，最终杜先生被安徽省认定为见义勇为，因为《安徽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附则中提出，“本省人员在本省行政区域外见义勇为的，参照本条例规定予以奖励和保护。”两相比较之下，哪个标准更好一点，答案已经不言而喻。

　　俗语云，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有规定是要执行，但规定有弊端便应改进，有缺陷便要完善。在孙川一事上，按着当前四川省的规定，就是在省外的见义勇为不是见义勇为，甚至救熟人的见义勇为也不是见义勇为。显然，这样的规定，缺乏了最起码的人性，也缺乏了必要的民意基础，无疑是需要修正的。毕竟，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是公众最为朴素的期待。

　　可喜的是，目前全国人大法工委已经将见义勇为纳入立法计划，这意味着，国家层面的见义勇为标准，很可能就此照进现实。我们希望这能充分吸纳民意，出台一个经得起现实考量的“国家标准”，更希望这能早日照进现实，以便更好地保护见义勇为的行动。而对如今孙川这起案例来说，四川省完全可以“特事特办”，换言之，此时当地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如若不然，只能让公众无奈地感叹：下次见义勇为时，请选好地点与对象。（杨燕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