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英雄 电视剧—我本英雄石亚楠的结局是什么

蒋绍华导演的这两部剧名字真“社会”，周氏风格扑面而来

近年来，反映改革开放大潮的电视剧也越来越多了，今天给大家介绍两部21世纪之处拍摄的好剧，《我主沉浮》和《我本英雄》，剧名真是非常霸气，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社会”。非常有意思的是，两部剧的导演都是蒋绍华，他拍摄的周梅森编剧的作品也不少了。

《我主沉浮》是一部反映当代改革生活的大型电视连续剧，不管是情节还是演出，都非常深刻。作者周梅森之前完成了《忠诚》、《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国家公诉》等优秀作品，所以这部作品更加老道了。

《我主沉浮》剧情是省长赵安邦从北京开会回来，国资委主任孙鲁生紧急汇报对伟业国际集团的接收情况。鉴于老总白原崴在海外转移资金，赵安邦下达政府令，冻结该集团资产。一场产权大战迅即爆发，海内外资本证券市场风起云涌，十几亿市值迅速蒸发，集团投资28亿的平州港项目停工。故事就是在这样复杂的经济背景下发生的。

《我本英雄》继续延续了《我主沉浮》的主要脉络，主题上仍然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故事，惊心动魄又感人至深地讲述了一个大中国的英雄故事。文山市委书记石亚南、市长方正刚构筑了钢铁立市的宏伟目标。为实现七百万吨钢铁产量，他们盲目追求GDP，追求高速度，做了许多违规违纪、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

之后文山钢铁基地陷入困境，经济全面停顿。投资钢铁的企业家吴亚洲自杀谢罪。在处理危局的关键时刻，石亚南挺身而出，主动请辞，这与正常情况下牢牢保住自己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同的，可以说把一个党员高贵的人格力量完美展现出来。

非常多的人都说《我本英雄》和《我主沉浮》是周梅森作品中最喜欢的两部，非常敏锐的抓住经济大潮中的问题。要知道《我主沉浮》在豆瓣上的评分达到8.5，要知道作为一部不受青年主力军观看的剧说，这可是非常高的分数了。

同时，历史评说从来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而是非常复杂的过程，这也是两部剧带给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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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梅森写“续集”，连沙瑞金也腐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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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太喜欢它了，它是我儿子，我没事就要收拾收拾他，打扮打扮他，然后欣赏欣赏他。如果一个作家、编剧，对自己的作品没有这么一份心的话，他做不好。”

一月的南京湿寒，阴沉的天色夹着薄雾，不似北方室内供暖，所以在家都要裹厚衣服。穿着一件黑色羽绒衣的周梅森打开家门，居家的模样，少了扉页照片上严肃凛然的样子，多了几分亲切。

周梅森的妻子提醒《南风窗》记者，讲话要尽量大声一点，周梅森耳朵不好。

“几乎是半聋了”，戴着助听器的周梅森说。那是时代留下的伤痕，但时代也给了他幸福。

1956年周梅森出生于江苏徐州，出生没多久就赶上饥饿年代。所以他长期营养不良，三天两头就生病的他打了很多抗生素，过度的药物影响了周梅森双耳的功能。该上学的年纪又碰上“文革”，十几岁就在煤矿上从事生产劳动，矿上噪音极大，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听觉。

一无所有，但写作始终是他热爱的事情。作家周梅森崭露头角，是在1978年，这一年他的命运逆转，全中国人的命运逆转。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文学没有辜负周梅森的热爱。他的第一篇作品《家庭新话》在1978年发表于《新华日报》。那时候77级、78级的大学生还没毕业，人才紧缺，因为周梅森有小说作品，所以在1979年被抽调到《青春》杂志担任编辑，自此开启了他全新的人生。

周梅森对改革开放充满感情，他说，“在此之前，我所经历的全是苦难”。加重的语气，带出他记忆皱褶里的痛苦。

但此后，都是幸福。

1983年周梅森发表了他的成名作《沉沦的土地》，这部小说书写了民国八年黄河故道上资本家、乡绅和煤矿工人围绕土地展开的斗争。

那时候周梅森就已经深刻地洞察到人性的复杂，不只是好与坏那么绝对。

1985年周梅森任职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巨大的创作能量开始爆发，他以几乎每年一部作品的速度出版了《庄严的毁灭》《军哥》《黑坟》《神谕》《沉红》等经典历史小说。

早年写历史小说，是因为历史是最熟悉的领域，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那时候他太年轻了，没有人生经验。到了40岁以后，随着阅历的不断累积，周梅森才觉得自己想通了。

想通了什么？“要说的话，想说的东西，太多了，我可以讲自己的经历了，我的经历有故事可说了。”

1994年，周梅森的家乡徐州，基础建设正如火如荼，一次回乡采访的经历，让他开始投身当代政治小说的创作。1994年以前，城市里基础设施落后，水电供应都成问题，空调等电器还是奢侈品。以前体制活力不足，混日子、不作为的人很多，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周梅森的老家徐州也跟着动起来了。

周梅森从中发现了意义感，1994年回老家采访市委书记之后，他在徐州市人民政府挂职任副秘书长。在那期间看到了一场基础设施的大建设。以此为背景，他在1997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政治小说《人间正道》，后来被央视拍成了电视剧。

周梅森赞颂时代，但作品里同样包含尖锐的批评。《人间正道》的出版和播出让他遇到不少麻烦，《人民的名义》也一样，难免被人对号入座。周梅森一概无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直面真相的勇气。

写《人间正道》的时候，他发现很多人怕担风险，不愿做事，为官不为，这也是一种腐败。写《至高利益》的时候，为官不为的现象少了，政绩激励让官员们变得更积极，但一心搞政绩，权力有时就会越界，损害老百姓，于是他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的至高利益？

周梅森早年研究历史，明白历史会重复和轮回，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人民的名义》中李达康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因为李达康愿意做事，敢于承担风险。反腐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但反腐过后的惰政又再次成为问题。

说到这里周梅森有点激动，这是他的专业，也是他的思想，更是他的社会实践，很多东西随着宏观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他用手势反复强调：作家需要在场。

周梅森始终在场。

改革开放40年，他几乎参与了每一场重要变革。也正是因为周梅森的在场，才让他保持了旺盛的创作能量。他笑着说，自己也感到很奇怪，60多岁了，怎么还有如此旺盛的创作力和想象力？

在场，就是参加各种社会实践，通俗地说就是“爱凑热闹”。周梅森说，自己就爱凑热闹，哪有热闹往哪里去。“热闹的地方不能没有我。”

1989年周梅森下海经商。惠州市惠阳县是全中国第一个可以出售小块宅基地的地方，在几十平米的土地上盖房子，周梅森搞起了房地产。

周梅森还是第一代股民。他有点得意：“股市、股改的历史转折过程中，我带了一帮小股民，否掉了一家上市公司的方案。”那是2005年，周梅森写了三封公开信，反对金丰投资股权分置的改革方案，一句“我愤怒”，道出了7000万股民的心声，那时的周梅森活脱脱一个仗剑走天涯的剑客。

但剑客并不假装清高，他直言经商炒股就是想赚钱，想发财，尽管并未实现。就像他喜欢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一样，办了那么多工厂都没发财，周梅森做生意炒股票，经常赔得一塌糊涂。赔了以后呢，也像巴尔扎克一样，对资本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

这就是生活经验，这些经验都成为周梅森写作的源泉，更是他在时代洪流中的在场证明。

写作才是真正能让他赚钱的。他说：“我觉得我这一生都很幸福，我干着一个我很喜欢的事业，又赚钱。”

在周梅森的一生中，做过煤矿工人，当过市政府副秘书长，做过生意，炒过股票，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写作。他保持着每天至少写2000字的习惯，从早上10点到中午1点。1点吃午饭，下午就散散步。如果半夜恰好有灵感，就拿个小纸条记下来，到了第二天工作的时候再写，周梅森说自己房里压了很多小纸条。“养成这个习惯也是近几年的事，现在年纪大了，心脏不好，不敢熬夜了，以前都喜欢在晚上写作。”

除了写作，周梅森没有别的爱好，以前当工人的时候写作是业余爱好，成了全职作家后，他就一门心思扑在写作上。不打球、不下棋、不看歌舞，他家里的布置也很简单，客厅的茶几上只有茶壶，书房的书桌上只有一台笔电和键盘，甚至都没养一点花花草草。

周梅森说自己除了散步，最多上网刷下新闻，硬要说爱好，就是喝点好酒吃点美食。

“你要做一件事，一辈子做一件事，把它做到极致，肯定要舍弃许多东西、许多爱好。我不是故意舍弃的，我就是喜欢在我的作品里琢磨人，琢磨一个精彩的台词、精彩的对话。”周梅森对待自己的作品就像对待孩子一样，既喜爱又严厉，还有些许霸道。

《人民的名义》热播后，周梅森又开始紧锣密鼓地张罗下一部作品《人民的财产》。写剧本的时候，他会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哪怕导演已经开拍了，他突然想到哪句台词不够好，就会立刻要求改台词，而且周梅森不允许任何演员修改自己的台词，一句也不行。

这是周梅森的职业尊严。“我太喜欢它了，它是我儿子，我没事就要收拾收拾他，打扮打扮他，然后欣赏欣赏他。如果一个作家、编剧，对自己的作品没有这么一份心的话，他做不好。”

《国家公诉》《我主沉浮》《我本英雄》这三部电视剧还是周梅森自己全额投资的。“导演我请，演员我请，我卖给各台，我觉得我做得挺好，与其受你资本制约，我不如单干。在任何一部剧，我都极其强势，你必须按我说的办，不然滚蛋。”

写作既靠天赋，靠人生经验，也靠纪律。周梅森到了那个时间点就要开始工作。和家人去北欧旅行时，因为有时差，他半夜三四点醒来，外面冰天雪地，他就着炉火便开始写作。《人民的财产》中，有三集剧本就是在旅途中完成的。

最有成就感的是在赫尔辛基的机场，趁着转机的时间，周梅森就把一集电视剧写完了。“所以说我很喜欢这个东西，不觉得累。老婆逛商店去了，儿子在打游戏，老婆逛店觉得很幸福，儿子打游戏觉得很幸福，我觉得我写作很幸福。”

周梅森原先对影视并没有兴趣，他20世纪80年代时的《大捷》《军歌》《国殇》等作品都被改编成了电影，但周梅森没参与，版权卖了就完了。那时候上海电影制片厂给的版税是800元，而周梅森的工资是30元，也还算是满意的收入。

后来央视要拍《人间正道》，周梅森版权卖了20万元，但卖了之后剧组找不到人来改编，因为主题宏大，熟悉当代改革的人太少。时任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胡恩找到周梅森，劝他亲自动手把小说改成剧本，“哪怕写个初稿也行”。那时是1998年，剧本稿费是一集1万元。电视剧播出后反响热烈，周梅森的书一下子又卖了11万册。

周梅森突然明白了，原来电视剧的影响那么大，还能推动小说销量，于是他对电视剧就不排斥了。也正是自那以后，他的小说几乎都会被改编成电视剧，《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国家公诉》《我主沉浮》等政治小说相继问世，随后一一被搬上荧屏。

和电视剧共生，周梅森每本书的起印量不会低于10万册，最多的达到200万册，而以前最多1万册。《人民的名义》被翻译成英、法、德、日、阿拉伯等二十几种语言走向国际市场。正是因为每部小说都跟着电视剧，才有最广泛占有市场的可能性。既热爱又赚钱，这就是他的幸福。

在开始做编剧以后，也有人说周梅森的小说越来越电视剧化了。周梅森承认会有影响，但都是他的作品，两者会互相协调。写剧本时冒出的新想法，他就回过头去加进小说。

周梅森真切地活在滚烫的当下，有着少年的激愤正气，又有时间打磨出来的圆润智慧。他的笔下有官场沉浮，亦有小人物的挣扎，但凡时代里的，他都记下了。

《人民的名义》电视剧和小说出来之前，周梅森已经沉寂了8年，荧幕上的反腐剧也消失了10年之久。这部剧一出来，网络上议论纷纷：尺度真大，反腐反到副国级。小说的书封上也打着“潜心八年，六易其稿”的文案。

有这么大的创作能量、这么热爱写作的周梅森哪能真闲得了这么久，这8年间周梅森也写，只是写了扔在抽屉里。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派人找到周梅森，希望他能写一部和反腐有关的剧，因为十八大之后，那么多官员落马，反腐成了举国关注的大事，但却没有一部像样的文艺作品。

这一重任，自然非周梅森莫属。

虽然是最高检找的周梅森，但他并不是手握“尚方宝剑”，《人民的名义》能火起来绝非偶然，一方面老百姓在情绪上需要这样的作品，另一方面周梅森的分寸拿捏得当。用他的话来说，“中国没有哪一个编剧、作家，像我这么了解政治。”

了解政治，也就写得了政治，更懂得掌握分寸，周梅森的政治剧有两个创作准则：第一，必须邪不压正；第二，必须面对真相。

“有的人写得假兮兮的，不敢面对真相，满嘴假话，官话套话，老百姓当然不愿意看。如果写的全是丑恶和罪恶，看不到正义的力量，看不到人心所向，这也不行。”

《人民的名义》之后，观众都期待着续集，面对观众的期待和自我的要求，周梅森觉得面前横着一座大山。“如果纯粹为了市场，在前一部作品的光环照耀下复制一把，那就毫无意义了。”

周梅森翻过了自己创造的这座大山。主创人员看完《人民的财产》后都十分震撼。《人民的财产》故事更加曲折复杂，一共60集，全剧有四条线，国企腐败是主线，接下来是京州市的官场生态、实体经济的困境、小人物的挣扎。深受大家欢迎的李达康遭到了报复，还闯了一场大祸……说起新剧周梅森眉飞色舞，但他突然打住：不能剧透太多。

在新剧中周梅森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一把手腐败了怎么办？《人民的名义》里一把手沙瑞金是好人，如果沙瑞金腐败了怎么办？

《人民的财产》结合了历史、政治和金融，可以说是周梅森40年写作经验的总结，也凝聚了40年来他对国家和社会的认识。“它绝不是一个企业的故事，它是一个国家的故事，是一个民族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宏观叙事。”

周梅森的确一直在场，但并未觉得自己是多么与时俱进，就是随着时代走到今天。他说自己是个被时代的进步不断改变的人，他绝不抗拒时代的进步，但如果有一天觉得自己跟不上了，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别反动”。

“尤其在年轻人面前，不要反动，要做一个宽厚的老头，不要做一个尖刻的老人、刻板的老人。”

说完饮一口茶，天意渐凉，但壶中余温犹在。

作者 | 实习记者 姜雯

编辑 | 李少威 lsw@nfcmag.com

新媒体编辑 | 曹柠 cn@nfcm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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