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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红旗谱》虽然主题鲜明，但一部好，二部次，三部没法看
在《红旗谱》创作之初， 梁斌就设想要完成一部具有民族气魄的小说， 而这 一点又不可脱离于小说的主题。梁斌认为，“把马克思列宁 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革命具有了鲜明的民族气魄和民族特点。 我想如果深刻地反映中国的革命斗争生活， 这个革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 真理指导之下， 就会透露出中国历史特点和民族特点来的” 。
梁斌在创作中仔 细摸索过小说形式的问题， 并在该过程中发现它应该“比西洋小说的写法略粗一 些，但比中国的一般小说要细一点” ,而这也得益于梁斌从中国古典文学的传 奇叙事摄取了创作养分。
梁斌钟爱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小说《水浒传》，他在 《谈文学写作》《我与图书》等多篇自传性文章中皆提及了这部农民起义小说的 英雄传奇叙事对自己的影响。而对于梁斌个人而言， 之所以如此钟情于《水浒传》 一作， 其家乡的地域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可忽视。
纵观梁斌的革命经历， 尽管他有 在武汉工作生活过， 但绝大多数的时光都是在燕赵大地上度过， 这片土地见证了他的出生与成长， 也奠定了他质朴的文化品格。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梁斌自言从少年时代起就从故乡人民的精神面貌中看到了这种伟大性格的展现，并在后 来写作《红旗谱》系列时将其赋予了笔下的革命英雄人物。两千多年前， 此区域 内的燕、赵两国相继出现了一群以荆轲、高渐离为代表的爱国死士， 他们的悲壮 故事让重信善义之风成为了燕赵文化的底色。
尽管后来北京从元朝起成为国都， 受政治区域划分的影响，带有皇权正统观念的畿辅文化不断冲击传统燕赵文化， 但燕赵文化从未失其“侠义本色”，“慷慨悲歌、尚侠任气”更是其精神的核心内 容。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下， 河北（燕赵） 这一地域的文学也与侠义 精神必不可分。从荆轲所高吟的《易水歌》，到“七子”“三曹”书写的“建安风 骨”，再到唐代高适在边塞写下诗意， 数千年间，植根于现实主义的河北文学始 终与此地人民刚强勇武的英雄品质相结合。
从这点出发，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梁斌 为何会在写作时借鉴《水浒传》这部作品， 因为其所体现的侠义英雄、侠文化色 彩与梁斌所接受的燕赵文化有着极大的相同之处。这是梁斌从小在生活环境的耳 濡目染下所扎根在心底的文化认同， 更是后来激励他写下《红旗谱》这部“新时代的‘燕赵风骨’” 的精神动力。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 文学对于重大斗争的反映从来不排斥传奇性的加 入，《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等都是代表性的作品。而到了革命历史小说 中，“传奇”从文体转变为了一种创作方式， 但仍保留了其特异趣味。
虽然曾有 学者指出，《红旗谱》中的抒情文字所表现出的诗性特征让该作得以区别于一般 传奇通俗类的革命历史小说。但不可否认的是， 传奇性情节的书写依然是影响该 部小说艺术水准的重要因素。
梁斌曾承认， 因自己缺乏生活基础、斗争经验，《红 旗谱》作品本身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如贾湘农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便受制于此。
刘震云也说:“《红旗谱》虽然主题鲜明，但一部好，二部次，三部没法看。”
但另一方面， 梁斌也在努力搜寻材料， 通过自己的创作将书中的事件或人物从现 实依据中提炼、提高， 使之在文学层面上成为典型， 这也让《红旗谱》避免流为 一般的革命回忆录作品。从现实材料到文学作品这一过程中， 传奇化作为一种艺术手法，给梁斌在重新建构自己的革命经验时提供了一条想象的道路。
回顾《红旗谱》的创作之路，梁斌将这部作品的起点定格在了他 1935 年的 一部短篇小说《夜之交流》。1935 年后的八年间梁斌陆续创作了《五谷丰登》（五幕话剧）、《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由短篇小说发展为中篇小说《父亲》），直到 1953 年， 停止文学创作近十年的梁斌才重新拿起了笔开始写作《红旗谱》。
作 为梁斌的首部长篇小说，《红旗谱》存有梁斌过往作品的印记。如《夜之交流》， 这部作品反映的是 1932 年发生在保定地区高阳、蠡县一带的“高蠡”，奠定 了梁斌后续作品乃至《红旗谱》的创作取向——表现农民斗争。该小说为后来的 《红旗谱》提供了两个情节， 一是运涛被捕， 二是“二师”最后一夜十四旅 屠杀学生、公然洗劫并贩卖学校公物财产。
而后在 1941 年时，梁斌根据所遇到 的宋姓老人的经历创作了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该作讲述的是一 父三子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高蠡再到抗日战争所经历的斗争故事。 老人虽不是故事的中心人物，但他却开启了朱老忠这一人物的塑造。而在 1943 年的同名中篇小说（后改名为《父亲》）中， 朱老忠的形象又有了巨大的补充， 情节上也有所增加， 朱老忠下关东， 挖参淘金， 回乡安家， 之后随儿子大贵出战 辛庄战场， 并且积极参与营救“二师”中的受困学生， 人物的革命性与斗争 性进一步凸显。
《红旗谱》在吸收了这些情节的基础上加上了“朱老巩大闹柳树 林”“脯红鸟事件”“反割头税斗争”等事件， 对一些原有的情节也进行了改写，情节的传奇色彩大大增加，最为明显的就是武打情节的出现。
在朱老忠参与“反割头税斗争”的过程中， 作者赋予了革命英雄高超的武艺来表现他们高大形象，如朱老忠面对警民之间发生的激烈冲突，朱老忠看那两把， 在江涛眼前闪着光，眼看要戳着他的眼睛。 把大棉袄一脱， 擎着两条三节鞭闯上去， 两手向上一腾， 咣啷啷地把两 把打落在地上。一下子又来了五六把， 照准朱老忠冲过来。朱老忠气冲冲走上去，拿起三节鞭，噼噼啪啪打着，迎挡着。
正所谓“儒以文乱法， 而侠以武犯禁”，以武制敌的朱老忠俨然具备了古代的侠 客精神。而为了凸显这种“侠”的气质， 梁斌更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安排朱老忠 在“二师”期间假扮商人， 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 为受困学生送粮， 最后又 凭一己之力将受伤的张嘉庆从敌人的监视中救出。
在此， 梁斌出于增强朱老忠智慧谋略的目的， 从武艺的角度突出主人公的反抗行动和英雄性格。与此同时， 我们也注意到，朱老忠尽管从小跟父亲学过几天“武”，但站在五十米开外的他凭 借自己的两条三节鞭就能应付得了武警的， 这太过了得的身手显然存在脱离 现实生活基础过分理想化的嫌疑， 但又与朱老忠在全书中一以贯之的豪侠气质是 相符合的。
中国侠文化的基本内涵包括仗义疏财、锄强扶弱， 而在日常生活中， 朱老忠救济朱老明， 徒步千里代严志和前去济南监狱看望运涛， 卖牛资助江涛上 学等等， 类似的情节无不表现了他为阶级弟兄“两肋插刀”的义气。但与《水浒 传》追求个人武力化解危机不同， 革命历史小说中的武打情节往往要体现党领导 下的革命群众的集体力量。
然而，《红旗谱》中的武打传奇情节有时也会有悖现代性革命叙事规范，如当江涛和严萍面对警察的追捕时，江涛掏出一把铜元， 对准那个人（警察）的脸，刷地一家伙打过去， 那人迎头开了满棉花， 流出血来。严萍见又有人赶上来， 照样打过一把 铜元， 江涛紧接着把第二把铜元也打过去。好像打酸了那个人的眼眶，再也没有人赶来了。
原本手无缚鸡之力的学生江涛和严萍竟能用铜元打伤敌人， 这样的矫健身手违背 常理令人难以信服， 也使得这原本欲加强人物英雄形象的武打情节流于表面形式， 有着迎合读者娱乐化的阅读兴趣的倾向。小说中过分强调人物个人以武制敌的能 力， 让武打场景的描写容易落入传统武侠小说的陷阱， 削弱革命人物形象， 这在1950 年代排斥言情、武侠等通俗小说的时代背景之下是危险的。
类似的漏洞在《红旗谱》中还有多处， 如“二师”中学生们冲出门外购 粮这一情节。历史记载中，东北军十四旅在包围二师学校时只派遣了部分兵力， 同提高割头税税目一样， 梁斌在此也进行了夸大处理， 将警力人数提升至一千多 人。而面对实弹的威胁时， 作为带头人的张嘉庆带领十几个青年学生从重重包围的门口冲闯出去， 仅凭手中的红缨枪和大喝一声的气势吓得士兵们连连后退，乱作一团， 几天之内便两次出门购粮成功。
尽管这样的情节安排依然是以英雄人 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 但过于戏剧性的安排却也损害人物的典型性， 无法令人信 服。以至于事件的亲历者远千里后来在看完小说后也指出，“二师”这一事 件本身并非小说中这般轰轰烈烈， 梁斌对其进行了细节补充和夸张的处理， 让斗争情况更为曲折和复杂。
其实， 相类似的传奇化的情节处理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中并不少见， 如 《红岩》。同样是取材自真实的革命斗争经历， 在小说创作时，《红岩》中还是被 融入了一些传奇色彩， 例如“双枪老太婆劫刑车”“渣滓洞白公馆越狱”等。
无 论《红岩》还是《红旗谱》，它们都凸显了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追求史诗化的 同时注重小说的传奇性。这背后的原因， 除了与中国古典小说的传奇叙事传统密 不可分之外，也与“解放区文学”继承 1930 年代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精神，在 “革命叙事”中逐渐形成“传奇叙事”有关。新中国建立后， 在“十七年”这样 一个历史转型时期， 文学需要“经历一个从以狂欢为特质的解构到以庄重为特质 的建构的过程。解构原有社会的合法性、享受解构带来的精神的自由往往是社会 转型初期的精神文化特征”。
《文艺报》当时收到的不少读者来信都抱怨不愿看 类似宣传品的作品， 认为这些书让人看得太紧张、太单调， 他们更乐意看点轻松 的书籍。而传奇性情节之所以能让读者产生阅读兴趣， 往往是因为其以狂欢化的 手法将严肃的革命主题进行解构， 遮蔽通往历史深处的沉重感， 让读者在阅读时 享受到充分的快感。但这种快感的享受并不是没有边界与上限的， 当它到达一定 程度时， 文学作品面临着需满足更高心理诉求的任务， 传奇式表达也就必须转变 为第二种写法—— “寻找一种秩序， 一种本质，一种理想” ,即革命历史传奇 终究还是要走向终结， 文学转而追求更为庄重的史诗性品格。
只有这样， 文学才 能对革命历史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 从而来确立新中国在“在本质上的合法性甚 至从中提炼出当下甚至未来可以遵循的本质规律、理想追求 ” ,而这种写法也 是《红旗谱》《红岩》等作品与《林海雪原》 一类的革命历史传奇作品的区别之 一。
同样是为了歌颂革命的伟大胜利，《红旗谱》的重心转至革命的起源。从小说开篇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到朱老忠闯关东， 再到后来的“反割头税斗争”“二师”，小说情节的传奇性没有缺失，但其背后遵循的并不是传奇故事中家族 复仇的发展路线， 而是两、三代人之间斗争与革命思想的萌芽与进化， 以至 于朱老忠、严江涛等人物超越了朱老巩这类梁山好汉式的人物成为革命英雄人物。
也正因如此， 小说的叙事结构终究跳出了传统家族叙事的桎梏， 在“脯红鸟事件 ” 之后逐步向着革命叙事转变， 以革命理论武装农民， 从而验证了所指出的 “中国革命实质为农民革命”的论断， 而这也是《红旗谱》在叙事过程中所暗含的历史线索与走向。
不知不觉，老电影《红旗谱》14位主演都已去世，仅一人健在
在国内的当代文学史上，反映农民革命生活与斗争的小说为数不少，属《红旗谱》影响巨大，1960年被搬上荧幕，北京、天津两个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电影上映后很快引起轰动，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很多演员凭借着这部电影一夜成名，被观众熟知，如今一晃几十年的时间一闪而过，曾红极一时的《红旗谱》演员们早已消失在荧幕上，原以为他们过上了退休后的生活，其实多位已悄然离世。
朱老巩/朱老忠（崔嵬饰）
一人分饰两角，朱老巩是锁井镇的村民，为反抗地主冯兰池，手握铡刀护卫古钟失败吐血而亡，后他的儿子朱老忠长大后继续与地主作斗争，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
出演朱老巩父子的是崔嵬，抗战时期在根据地做文艺工作，创作和表演了多部反映时代背景的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矿工队》《老英雄》《岳飞之子》等。
1954年后崔嵬开始参与电影的拍摄，1955年主演电影《宋景诗》，影片中出演一位反抗清政府的大帅，电影上映后反响很大，崔嵬凭借此片打响了知名度，很长一段时间内外界都称他为“大帅崔嵬”。
1962年主演《红旗谱》后让他的名声更盛，随着电影热映崔嵬获得第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电影男演员奖，成为内地第一任影帝，老舍曾为他题词“贞如翠竹明于雪，静似苍松矫若龙”。
此后他的精力主要在执导电影上，观众们熟知的老电影《小兵张嘎》既是由崔嵬执导。
国内特殊时期时，崔嵬被批斗，遭受折磨，而带头批斗他的人正是《小兵张嘎》的主演嘎子安吉斯，后崔嵬被捕入狱，他的女儿亦受到牵连被下放到北大荒接受劳动改造。
直到1972年崔嵬出狱，然而厄运再次降临到他头上，一年后他的儿子在登山过程中发生意外摔死，白发人送黑发人对崔嵬的打击很大，之后崔嵬一直在幕后做导演，再也没有出现在荧幕前。
1979年2月7日，崔嵬因肝癌在北京去世，享年67岁。
冯兰池（葛存壮饰）
锁井镇的恶霸地主，心狠手辣，贪婪残暴，霸占公产逼死了朱老巩，后被朱老忠杀死，让观众恨得牙痒痒的角色。
出演冯兰池的是葛存壮，演员葛优的父亲，1949年开始做演员，最初接到的只是一些不起眼的龙套，直到1955年参演《平原游击队》才接到了一个正式有名有姓的人物，电影中出演汉奸杨守业，因这个角色改变了命运。
从《平原游击队》开始，各大导演发现了葛存壮表演反派人物的天赋，此后开始向着“反派专业户”发展，《红旗谱》中的冯兰池彻底让葛存壮大红大紫。
此后葛存壮又陆续出演了《南征北战》《小兵张嘎》《大河奔流》《柳暗花明》《小二黑结婚》《粮食》《矿灯》等影视作品，荧幕上留下了一个让那个观众痛恨的反派人物。
《小兵张嘎》剧照
1962年内地影坛评选“新中国22大影星”，葛存壮是唯一一位以反派角色入选的明星。
1997年，年过花甲的葛存壮拿到了他从影以来第一个大奖，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这一年他的儿子葛优获得了第2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2016年3月4日，葛存壮因脑梗引发心脏衰竭去世，享年87岁。
刘二卯（安震江饰）
冯兰池的手下打手，无恶不作，有冯兰池在场时狐假虎威，仗势欺压村民，卑躬屈膝的奴才形象鲜明，给观众留下的印象很深。
随着《红旗谱》的热映，安震江因出演刘二卯被观众熟知，在那个思想保守的年代，很多观众入戏太深，致使安震江生活中受到了影响，有一次他出门买菜被路人认出，喊着“这不是刘二卯吗”。
很快周围的人都认出了他，对他指指点点，骂着“奴才，走狗”，后还是被警察给解救出来。
不仅如此因出演的坏人形象太深入人心，安震江家里的窗户常常被石头砸烂。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老电影中经常会看到安震江出演反派人物，从三四十岁的汉奸到七八十岁的地主，安震江都能让观众毫无察觉地沉浸在角色的“真实”中，对他恨之入骨。
很多观众们只记住了他荧幕上的角色名，忘记了他的真名，《侦察兵》中的王德标、《沙家店粮站》中的尚怀宗，《平原游击队》中的杨老宗，《红孩子》中的白振五，等等。
1977年，安震江在拍摄电影《巨澜》时，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49岁。
严老尚（曹增银饰）
锁井镇的村民，绰号严大善人，好管闲事，后哄骗朱老巩离开大钟，冯兰池趁机派手下砸毁大钟。
曹增银，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和制片人，胖胖的外形很有特点，受身体条件的影响出道后几乎没有演过主角，一直是甘当绿叶。
在《神秘的大佛》中演过文泰和尚，《武林志》中演过酒店老板，《洪湖赤卫队》中演过冯团长，《暴风骤雨》中演过韩老七。
2010年时，曹增银去世，享年87岁。
李德才（赵子岳饰）
地主冯兰池的幕后军师，电影中的第二号反派人物，许多坏主意都是由他所出。
赵子岳，1950年入行开始拍戏，因在《吕梁英雄》中出演农民康天成崭露头角，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
此后正式开始做演员，人设多以小人物为主，“老头”居多，《暴风骤雨》中的老孙头，《停战以后》的班县长，《柳暗花明》中的梅老爹，《五彩路》中的土司，《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编辑部的故事》中的李大爷，等等。
《停战以后》剧照
先后参演过五十多部影片和三十多部电视剧的拍摄，出演的每一个角色人物特点鲜明，没有给人一种千篇一律的感觉。
1997年3月25日，赵子岳因病去世，享年88岁。
严老祥（蔡松龄饰）
朱老巩的老友，在朱老巩遭难时帮助过他，善良、正直、淳朴。
出演严老祥的是蔡松龄，南京戏剧学院毕业，话剧演员出身，观众们对他熟知的角色是在《烈火中永生》中出演过华子良，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头发花白，胡须浓密，实际是装疯为被抓捕的同志们传递情报。
一个小人物小角色，镜头不多，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此外，蔡松龄的作品还有《战洪图》《邢燕子》等，影视作品不多，主要的作品是话剧。
值得一提的是蔡松龄的两个儿子亦是观众们熟知的童星，在《鸡毛信》中出演海娃和狗娃的蔡元元和蔡安安。
海娃
1976年12月19日，蔡松龄因病去世，终年64岁。
老忠妻（凌元饰）
朱老忠的妻子，十分支持丈夫反抗地主，贤妻良母的形象，很讨观众喜欢。
出演老忠妻的是凌元，内地最早的一批女演员之一，入行前曾是护士，1937年考入满洲映画协会表演训练班，毕业后出演20多部伪满映公司拍摄的电影，抗战胜利后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成为北影厂四大老旦之一。
代表作有《平原游击队》《锦上添花》《哑姑》《马兰花开》《英雄无泪》《闲人马大姐》《生财有道》《人间恩怨》等。
1977年，凌元在电影《黑三角》中第一次出演反派特务“于黄氏”，这个在门缝中凌厉狠毒的眼神，曾给很多观众带来了阴影。
像这样改变很大性格的角色不多，荧幕上凌元多出演荧幕英雄母亲，有“母亲专业户”之称，从影50年，塑造了上百个中老年妇女形象。
1984年，凌元退休之后仍在很多影视剧中客串，2008年，91岁高龄的凌元还在拍戏。
2012年2月8日，凌元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
老祥奶奶（李健饰）
严老祥的妻子，一个朴实的农村老太太，得知孙子被捕后伤心过度去世。
李健，与凌元、黄素影、陈立中并称为北影厂的四大老旦，20多岁时就跳过了演姑娘、演女青年、演学生这样的阶段，开始演大娘、婶子、婆婆等大龄角色，且一演多年不变。
《吕梁英雄》中的宝儿娘，《小二黑结婚》中的二黑娘，《矿灯》中的路子娘，《新儿女英雄》中的金龙妈，等，在老电影《小兵张嘎》中，45岁的李健出演嘎子的奶奶，给观众留下的印象很深。
2007年，李健获得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颁发的“金凤凰奖”特别荣誉奖及终身成就奖。
2008年12月1日，李健在北京去世，享年91岁。
朱老明（村里饰）
朱老忠童年的玩伴，曾给地主冯兰池做长工，个性顽强是一个硬汉子，后受到冯兰池的欺压双眼被气瞎。
村里，国家一级演员，军人出身，军旅生活为他以后成为演员出演工农兵角色提供了深厚的生活基础，1950年开始在河北省文工团做演员，1959年从影，《红旗谱》是他的第一部影视作品。
曾经在影片《白求恩大夫》《冤家路窄》《红河激浪》《渭水新歌》《啊！摇篮》《开心的人》《战洪图》等影片中出演重要角色。
随着年龄的增长，村里大多以演农民为主。
2022年6月29日，村里病逝，享年90岁。
严运涛（赵联饰）
正直善良，坚强勇敢，机缘巧合下走上革命的道路，后在黄埔军校学习，参加了北伐。
出演严运涛的是赵联，1951年，20岁时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后加入长春电影制片厂。
此后赵联在《患难之交》中演过刘金宝，《上海姑娘》中演过陆野，《飞越天险》中演过张启良，《矿灯》中演过石头，《自有后来人》中演过李玉和，《海霞》中演过方指导员，等。
镜头中的他风格质朴，具有亲和力，表演特点接地气，让人感到舒服，很多角色令人难忘，在内地电影届很有影响力，曾有着“四十年代看赵丹、五十年代看赵联”的说法。
1990年赵联因心脏病去世，年仅59岁。
严江涛（赵万德饰）
严运涛的弟弟，最后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赵万德，北影厂的绿叶演员，一生出演过40余部影视作品，《白毛女》《赵一曼》《葡萄熟了的时候》《草原上的人们》，等，大部分都是龙套、小配角和无名无姓的人物。
2005年赵万德去世，享年75岁。
县长（李唐饰）
电影中的反派人物，和地主冯兰池相互勾结，欺压百姓。
李唐，16岁时参军，抗战时期在军区做剧社演员，会打快板，唱京剧，跳秧歌，多才多艺，抗战胜利后因患病离开部队。
后报考中电三厂被导演谢添选中成为演员，参演的作品有《苏凤记》《骆驼祥子》《那五》《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等。
2008年李唐去世，享年80岁。
朱大贵（于中义饰）
朱老忠的儿子，后被冯兰池抓了当了壮丁。
出演朱大贵的是于中义，北影厂演员，他的表演最大特点就是很生活化，不会在镜头面前装酷耍帅，为人很低调，由于外形憨厚并不出众，始终未能成为荧幕上的英俊小生，多出演一些工农兵人物，擅长演农民。
在老电影《小兵张嘎》中演过快板刘，印象很深。
国内特殊时期时，于中义的演艺道路被迫停止，直到1976年才重新出现在荧幕上，在电影《牛角石》中出演王维重，之后作品不多，开始转型到幕后做导演。
执导过的作品有《明宫三大案》《良宵血案》《祖国的T细胞》等。
于中义的妻子孙凤琴同样是一名演员，且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曾给张国荣做过台词老师，在央视版的《西游记》中演过黎山老母一角，观众们很熟悉。
2004年于中义病逝，享年75岁。
贾湘农（鲁非饰）
地下党的领导，对外的身份是教书先生，通过教书宣传革命思想，领着百姓们一起反抗地主的压榨。
鲁非，入行前曾在军中从事通讯工作，因在春节时单位举办的晚会上唱了一首歌后，被领导发现了他的才能，安排到齐齐哈尔东北文工团成为演员。
1948年，18岁的鲁非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桥》中出演了一个中年男人，镜头不多。
此后鲁非相继接拍了《人民的战士》《红旗歌》《钢铁战士》《无穷的潜力》《在前进的道路上》《暴风骤雨》《停战以后》《南征北战》等多部主旋律题材的影视作品。
2019年12月10日，鲁非去世，享年89岁。
春兰（俞平饰）
淳朴大方的农村姑娘，人长得水灵却是个刚烈的女子，电影中的羞怯少女情态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出演春兰的是俞平，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红旗谱》是她的荧幕首秀，没有受过专业表演训练的她演出了真实的小女生那种羞涩的情态，保持了最纯真的一面。
此后俞平接拍了《李四光》《芒果之歌》《公民从这里诞生》等多部影视作品，经过了岁月的淬炼，她的脸颊上没有了肌肉，变得中性化，再也见不到《红旗谱》中柔美的气韵了。
感情上，俞平有过两段婚姻，《红旗谱》热映后，俞平立马和在事业单位上班的男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随着俞平的走红，女强男弱的夫妻关系矛盾越来越多，加上俞平忙于事业，聚少离多，俩人隔阂越来越深。
60年代中期时，俞平离婚，这段婚姻带给她的伤害很深。
1975年俞平认识了作家萧马，比她大十岁，俩人有着很多共同的话题，但俩人相识时萧马有家庭，有女儿，直到1982萧马离婚后，俩人才结婚领证，婚后没有要孩子。
萧马与女儿严歌苓
1993年，为了照顾家人，俞平息影淡出了观众的视线。
2024年俞平84岁，仍健在，晚年住在北影厂的家属楼，丈夫萧马去世后没有再涉足感情，一个人生活，很少出现在观众媒体上。
梁斌的《红旗谱》
漫步在市场里，我无意中发现了一本新印刷的《红旗谱》，手心一暖，便毅然将其揽入怀中。我内心翻江倒海，急切地渴望将这份宝贵的旧时光抓牢，于是毫不犹豫地将书买下。小时候在乡下看书时，我曾偶然翻箱倒柜，意外发现这本“三红”系列之一的名著。那时怀有憧憬的心，我在书中投入了大量的心血，细节如鲠在喉，历历在目。这本书点燃了我对苏联文学的向往之情。
而后，我在济南的中山公园里齐齐拥有了《红旗谱》三部曲——《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然而，这些珍本被人们置之不理，或许是那时虚无主义盛行所致，革命英雄不再受人重视。可我视这三本书为珍宝，守在心底，无视他人眼光。在等这三本书都看遍后，我发觉《红旗谱》仍是最出色的一部，其他两本显得有些仓促。一度我贫困潦倒，将这三部代价换得点钱养活自己。
然而，过了些时日，我又将这些书重添囊中，埋藏在箱底，尽管翻箱倒柜找起来颇费周折。这些书是我的真正珍贵收藏，任何人如何看待，也无关紧要。这部书还被搬上了银幕，著名演员吴京安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电视剧与我的书中感受似乎有所出入，我并未追随剧情。以前在老家，我常整日坐在电视机前，而到了济南，却鲜有观赏电视。书籍才是我心灵的粮食。
如今，这本书恐怕我买回家后只会沉寂收藏，因为其细节已深深烙印于我心，难有再次观赏的必要。看书已不再是享受故事，而是在找寻作者的语病，或许有些挑刺。当代孩子不喜欢阅读，总是找各种理由推托，让我感到悲哀。转眼间，距我首次阅读这本书已过多年。当年，我怀着满心憧憬走进县城的新华书店，看到“三红”系列革命战争小说，激动的内心只想立刻将书带回家细细品味。
我深想——我一定要做一个传承书香的父亲，等我有了子嗣，将这些书籍传承下去。然而，我的家族下一代却无一喜爱读书的，让我对这些珍贵的书籍将来将何人相承满心疑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