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红灯记【电视剧红灯记演员介绍】
有人说样板戏不行了，阿甲掷地有声：哪部戏敢说超过《红灯记》？
京剧艺术的革新，无疑在美学变革的版图上矗立起了一座崭新的坐标。样板戏以其革命性的内容与颠覆性的艺术形式，彻底打破了传统戏曲程式的美学桎梏，推翻了旧有美学观念的专政地位。
然而，遗憾的是，样板戏艺术形式的理论根基仍未能完全摆脱家长式权威体制的束缚，最终导致了政治主义中心论的美学主张的形成。在这一美学指导下，“新戏剧因政治内容的强势介入，使得角色的身体表现被压缩为单一的动作展示，如频繁出现的‘亮相’，仅仅以表面化的身体姿态复制政治图式，而未能从演员内在的自然性出发，创造出角色身体的深层境界意识。
于是，在样板戏中，身体、演员与角色被等同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这构成了样板戏身体改造理论的核心”。因此，在样板戏的舞台上，我们目睹了人物自然特性的全面退场，所有人的自然性征被彻底抹去，男女角色的性别差异被极度淡化，所有人物都被中性化、符号化，个性在无产阶级意识的洪流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红灯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旗手的亲自介入，这使得该剧的命运瞬间逆转，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在报道中，总是强调“不断修改”的过程，以及“领导同志”的主导作用，而作为主要改编者和导演的阿甲，却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淡化了。
据旗手本人所言，“我不看提纲，不看剧本，只看演出”，因此她的意见多是在观看演出时的即兴感受。这些意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细节的具体指导，涉及情节、台词、唱腔、动作、化妆、布景等方方面面，这类意见占据了绝大多数；
另一类则是对整体方向的抽象、笼统要求，比如要为李玉和树碑立传，即为工人阶级树碑立传，要求有大段的成套唱腔，要抒情等。然而，对于具体如何树立形象、唱什么内容，她却未能给出明确的方向性或原则性意见。
在《沙家浜》的创作过程中，她曾表示：“我只能开药方，不能当护士。”意指自己作为领导，只负责提供原则性指导，不参与具体事务。但在《红灯记》的创作中，她却事无巨细地干预，热衷于提出各种琐碎的意见，这恰恰暴露了她在实际创作中的局限性。
在新世纪，当红色经典的改编陷入误区的背景下，《红灯记》的电视剧改编却脱颖而出，赢得了各界的广泛好评，被誉为“翻拍最成功的红色经典”。该剧通过凝聚与扩张革命灵魂内核、摒弃二元对立审美观、原生态呈现多元历史观等手法，成功实现了从简短样板戏剧本到长篇电视剧本、从舞台美学到电视剧美学的跨越。
《红灯记》改编剧是否满足了新世纪民众对它的期待？艺术作品作为文化的载体，其首要的艺术功能是文化功能的实践。同时，艺术作品也是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多重因素的反映，它在具有文化功能的同时，也隐含了多重功能。艺术作品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功能是通过文化功能来传达的。
毫无疑问，样板戏《红灯记》改编为长篇电视剧本，是红色历史记忆在当代社会语境中的一个重要文化实践个案，它承载着传承红色革命文化和革命理想主义的重要文化功能。电视剧被江苏电视家买断，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收益，实现了其经济功能。
而《红灯记》的收视率高达8点多，这在进一步扩展、凝聚、实现红色文化功能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文化心理的需求，起到了抚慰心灵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对那些对样板戏怀有深厚情感的老一代民众。
有人说样板戏不行了，阿甲掷地有声：哪部戏敢说超过《红灯记》？
在《红灯记》改编剧中，传统文化得到了恢复与重现。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样板戏《红灯记》中传统文化的内容相对匮乏，这一缺憾在电视剧《红灯记》中得到了有效的弥补。剧中李玉和一家人的天伦之乐，不仅传达了忠孝、仁义、慈爱以及杀身成仁的民族大义等传统文化在新世纪历史语境下的赓续传承，更展现了这种舍生取义的文化精神与的博爱、牺牲精神在某种意义上的相通之处，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普世文化的一部分。
时光流转至1970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精心摄制的现代京剧舞台艺术片《智取威虎山》横空出世，震撼上映。据传，数载之后，徐克在纽约唐人街的偶然邂逅，让他首次领略到了《智取威虎山》的独特魅力，从此深深沉迷于这出京剧样板戏的精彩世界。
从当前影片的热映盛况中，我们不难窥见徐克与《智取威虎山》之间那份惊人的默契与和谐。原作在结构上的严谨工整与人物设定的鲜明立体，恰到好处地弥补了徐克在某些方面的不足；而徐克那快意恩仇的侠义精神、怪诞邪魅的审美情趣，也在这部剧中找到了得以充分展现的舞台。于是，红色经典在徐克的巧妙构思下，顺利贴上了他的独特标签，成为2024年贺岁档中最令人振奋的一道视觉盛宴。
在白雪覆盖的广袤雪地中拍摄战争场面，为了使其完美融合于影片之中，徐克巧妙地运用了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进行精心处理。影片前半段，小分队以寡敌众，勇夺土匪军火库的惊险场景，通过紧凑快速的剪辑技巧，以及小分队成员在枪林弹雨中敏捷穿梭的身影，共同营造出一种逼真写实的战斗氛围。而在围剿威虎山的大战中，徐克则通过频繁切换镜头和人物位置的变化，虽然减少了主观镜头的运用，但却巧妙地弥补了临场感的缺失，呈现出一种大写意的叙事结构，令人叹为观止。
深焦摄影与远景构图的巧妙结合，将长白山冰天雪地的壮丽奇景展现得淋漓尽致。电影中那些土匪黑话的运用，更是为影片增添了浓厚的时代厚重感和人物写实性，成为电影中最具生命力和感染力的部分。
东北林海雪原那冰冷纯净的自然景观与战争中炮火齐飞的血腥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冷一热、一白一红，强烈地刺激着观众的视觉神经，也是这部影片能够在叙事与影像上双双出彩的重要元素。在具体情节上，“八大金刚”中的神奇飞刀手、座山雕座位下的暗道机关、以及林中飞奔直下的雪橇等设计，都充满了武侠片的元素，为影片增添了无尽的动感与神秘感。
徐克对电脑特技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有一句话最能体现徐大师的魅力：“只有你想不出来的功夫，没有他拍不出来的动作。”在影片中，张涵予饰演的英雄人物杨子荣与猛虎搏斗的场面，由于电脑特技的高水平应用，整个搏斗过程显得异常逼真，令人仿佛身临其境。而结尾处的飞机大战更是惊心动魄，颇有好莱坞大片的味道。电脑特技的巧妙运用，无疑大大增强了影片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表现力。
在徐克版的《智取威虎山》中，对主人公杨子荣的塑造与中国大陆一般的主旋律电影截然不同。张涵予饰演的杨子荣皮肤黝黑、胡须浓密，还会说土匪黑话，身上多少显得有些匪气。他既是一个有勇有谋、大义凛然的英雄人物，又是一个在雪地里奔跑的“土匪”。可以看出，徐克并无意于塑造一个“高大全”式的完美英雄形象，而是尽力展现给观众一个真实、有血有肉、具有普遍人性的杨子荣。
徐克版的《智取威虎山》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票房成绩，并得到了观众和一些影评人的肯定。他用经典武侠片的拍摄手法成功重构了样板戏，使得人物的动作和枪火处理都充满了武侠色彩。然而，从艺术创新的角度来看，这部影片并无太多突破可言。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仍存在“脸谱化”之嫌，正面人物被塑造为没有任何缺点、大义凛然的完美英雄形象，而反面人物则是残暴丑陋、没有人性、贪生怕死的大坏蛋；二是情节设置过于单一，二元对立的模式明显受到了样板戏的影响。
对于这些艺术上的缺陷，我想导演徐克肯定是心知肚明的。但为什么他还要有意为之呢？以徐克的才华和实力，他完全有能力塑造出更丰满、更形象的人物形象，也完全有能力讲述一个情节错综、矛盾重叠的更精彩的故事。
然而，徐克并没有这样做。究其原因，我想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十年”时期的特殊政治语态下，《智取威虎山》等几大样板戏一经问世，便创造了垄断性的文化奇观。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十年”结束，才逐渐恢复了“百花齐放”的势态。徐克电影《智取威虎山》与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同宗同源，都出自于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
然而，由于革命样板戏的地位和影响实在太大了，改编的标杆自然而然地指向了样板戏，而非小说原著。因此，徐克电影《智取威虎山》在故事改编上几乎毫无创新可言，除了土匪婆等少数无关痛痒的新增角色外，基本延续了革命样板戏的故事脉络，甚至连台词都是大段照搬。尤其是在人物定位上，几乎完全按照样板戏二元逻辑的模子进行复制，不敢有丝毫的越轨和突破。
《智取威虎山》的出现，并不显得特别突兀或新奇。但电影问世后，还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一“新”不仅体现在特技效果带来的视觉奇观上（相比老版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还表现在惊险场景的设置和调配上。
老版本的《智取威虎山》虽然剧情也曲折离奇，但并不像新版那样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老版本中的枪战镜头并不是表现的重点，即使是在最后那一场“智取威虎山”的战斗中也是草草收场。而新版则完全不同，其中设置了三个惊心动魄的枪战场景以及杨子荣勇斗猛虎的那一情节，这四个场景在电影中错落有致、相得益彰。
第一幕是预演，遇虎是小插曲，电影中最精彩的部分并不是剧尾“智取威虎山”的那一幕，而是夹皮沟一战。正因为有了这一战，最后一幕才可能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电影正是依靠这四个场景的精妙设置，将剧情一步步推向高潮，让观众在紧张刺激的氛围中感受到了无尽的惊喜与震撼。
五分钟了解《红灯记》，样板戏经典中的经典
京剧艺术片《红灯记》，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八大样板戏之一，八一电影制片厂1970年摄制。 影片根据中国京剧团的现场演出拍摄。本片导演成荫，编剧阿甲，监制李燕，制作人毕建平，出品人王晓棠。中国京剧团《红灯记》剧组演出。 主要演员:浩亮饰李玉和，高玉倩饰李奶奶，刘长瑜饰李铁梅，谷春章饰磨刀人，夏美珍饰慧莲，杜福珍饰田大婶，袁世海饰鸠山，孙洪勋饰王连举。
《红灯记》的故事取材于电影《自有后来人》，它的原创作者是黄泳江。《自有后来人》是一部以东北抗日联军为背景、反映的是李维民领导的吉林铁路地下党在日本宪兵肆虐的白色恐怖下的伪满吉林铁道局坚持革命斗争的一段历史故事。故事的发生地点在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山火车站，铁路扳道工人李玉和的原型就是伪满时期吉林市委第一代领导人李维民等人。
《红灯记》主要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某地隆滩火车站，员李玉和，公开身份是铁路工人。这天，李玉和接到上级通知，说上级派了一个交通员，乘今晚七点半的火车来和他接头。此时敌人也得到情报，对火车站实行了戒严。王连举发现情况不妙，找到李玉和，李玉和说以后要尽量少见面，把王连举打发走了。这时火车隆隆进站，交通员从车上跳下摔昏，李玉和让王连举掩护，自己把交通员背到家中，对上暗号，交通员把密电码交给李玉和，让他设法交给柏山游击队的磨刀人。李玉和带着密电码来到接头地点，磨刀人也赶到，二人正欲接头，日本宪兵同时赶到，搜查在场人员。接头不成，李玉和把密电码放进饭盒，敌人没搜去。
敌人为找到密电码，拷问王连举，王连举叛变，供出李玉和。宪兵队长鸠山，对李玉和软硬兼施，用尽了所有伎俩，李玉和死不开口。鸠山又到李玉和家中骗取密电码，失败，只好把李玉和一家三口押到刑场，打死了李玉和母子。释放了李铁梅，企图通过对铁梅实施监控的方法得到密电码。铁梅带上密电码，在邻居田慧莲一家的掩护下，逃出虎口，真奔柏山。路遇磨刀人，此时，鸠山率宪兵队追赶铁梅至此，磨刀人让一个战士护送铁梅上山，自己率部分战友敌人，打斗间，柏山游击队从山上杀下，把敌人一举歼灭。山上，铁梅把密电码交给游击队长，众战士欢庆胜利。
此剧是中国京剧院的优秀保留剧目，六十年代至今，众多艺术家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高玉倩、钱浩梁、刘长瑜、李维康、冯志孝、孙岳、王晶华、杜富珍、张岚、耿巧云等都曾先后参加演出。近几年来，青年团排演此剧，得到老艺术家们的指导，演出取得成功。全剧共十一场，分别为:第一场"接应交通员"，第二场"接受任务"，第三场"粥棚脱险"，第四场"王连举叛变"，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第六场"赴宴斗鸠山"，第七场"群众帮助"，第八场"刑场斗争"，第九场"前赴后继"，第十场"伏击歼敌"，第十一场"胜利"。
不久前，由总导演习辛，导演张建雄，演员赵恒煊、何雨虹、王丽云等共同演绎的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重大红色经典献礼剧《红灯记》于沈阳正式开机。赵恒煊何雨虹继电视剧《最美的青春》后再度合作，两人此次饰演李玉和、李铁梅父女俩。
电视剧《红灯记》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地下工作者李玉和一家三代，为向游击队转送密电码而前仆后继、与日寇不屈不挠斗争，在父亲和奶奶牺牲后女儿李铁梅接过红色任务，勇敢坚强的开启革命新征程的英雄故事。
主创们表示《红灯记》 的剧本经过多次打磨改编，致敬历史再现经典镜头，脚踏实地的进行故事新创作，落地于日常生活，虽然这是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但经过众人的集体创作，将会给观众们带来新的感官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