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逝世，从小说到电影均留下传世杰作
据日本NHK电视台3月13日报道，日本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3月3日因衰老去世，终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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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日本四国地区，其作品《饲育》获第三十九届芥川文学奖，《性的人》《个人的体验》获新潮文学奖，长篇三部曲《燃烧的绿树》获意大利蒙特罗文学奖。
其他重要作品有小说《水死》《空翻》《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散文集《冲绳札记》等。大江健三郎的写作范围宽广且具人本关怀的精神，政治、核能危机、死亡与再生等皆呈现于他的创作中。
1994年瑞典文学院以其作品《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授予大江健三郎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诺贝尔奖给他的评语：“开拓了战后日本小说的新领域，并以撞击的手法，勾勒出当代人生百味。”
大江健三郎
在他的生命中，有两件事对他影响极大：
一件是广岛长崎原子弹轰炸。这场悲痛的记忆让大江成了坚定的反核武器者和反战人士。关于战争的思考也不断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另一件事，大多数人可能不太了解，大江健三郎有一个残疾孩子大江光。这个孩子曾在大江健三郎的很多作品中作为原型人物出现。
大江光
经典电影《寂静的生活》便是改编自大江健三郎根据儿子大江光事迹创作的小说《静かな生活》，同时，大江健三郎本人也是本片导演伊丹十三的妹夫。
两人关系匪浅，高中时代即是好友，两人对艺术创作的共同热情使得这段情谊延续了几十年。
大江健三郎将他对儿子的特殊感情，他个人对于写作生涯的种种困惑，统统倾注在了《静かな生活》这本小说里，而伊丹十三则在他的电影里，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这些珍贵的内容。本是一场平静的生活，父母出国后，妹妹带着智障的哥哥独自在家，为了哥哥身体好，妹妹美智子带着哥哥去学游泳，可是就是教练昭乃却跟他的父亲有一段过节，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往事，一切都等着美智子去解决……
拍完本片的两年后，日本某八卦杂志拍到伊丹十三和一名年轻女子共处的照片并大肆渲染。12月20日，时年六十四岁的伊丹十三从办公室跳楼自杀，遗书里写：“我用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请诸位今后多关照宫本信子，她是日本最好的妻子、母亲和演员。”
“他们都对自杀者共同怀抱一份侮蔑之情。侮蔑之情来自一股确信，他们有充分的把握，认为媒体世界里曾经被奉为王者之一的他，如今已经从高处跌下，万万不可能再回来反击他们了。”伊丹十三去世后，大江健三郎这样说道，并写了《被偷换的孩子》来纪念这位挚友、亲人、导演。
今年正值日本讽刺喜剧大师伊丹十三诞生90周年，第四十七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将特别呈献伊丹十三电影全展，向这位多才多艺的传奇导演致敬。包括与大江健三郎合作的《寂静的生活》在内的十部经典作品均为全新4K数码修复版，让影迷重新感受伊丹十三镜头下的世态人情。
1933年出生于京都的伊丹十三，曾身兼设计师、专栏作家、杂志编辑及性格演员，并两度获得最佳男配角奖。直至五十一岁才改执导筒，首作《葬礼》以黑色幽默戏谑日本传统风俗，一鸣惊人，获奖无数。其后的《蒲公英》展现了伊丹善于从食、色、性的庶民日常生活切入，而《查之女》则痛斥企业逃税、官商勾结、宗教敛财。每部作品皆笑看人生百态，丰富娱乐与尖锐讽刺兼备，被誉为喜剧杰作。
一生执导十部作品，从细緻观察世俗荒谬和人性弱点，到冷峻直视日本现代社会的扭曲价值和陋习弊端，伊丹一直敢于批判社会，向恶势力挑战。透过电影建构出对社会的批判，唤起思辨。重温他的经典作品，与当下互照更具时代意义。
香港电影节“伊丹十三电影全展”将回顾以下作品
1984 《葬礼》THE FUNERAL
1985 《蒲公英》Tampopo (Dandelion)
1987 《查之女》（又名：《女税务员》）A TAXING WOMAN
1988 《查之女续集》（又名：《女税务员2》）A TAXING WOMAN’S RETURN
1990 《鸿运女》A-Ge-Man X Tales of a Golden Geisha
1992 《民暴之女》MINBO OR THE GENTLE ART OF JAPANESE EXTORTION
1993 《大病人》THE LAST DANCE
1995 《寂静的生活》A QUIET LIFE
1996 《超市之女》THE SUPERMARKET WOMAN
1997 《被监护之女》（又名：《受监护的女人》）MARUTAI
另一部大江健三郎原著改编影片《饲育》由日本名导大岛渚在1961年搬上大银幕，这部影片根据大江健三郎的同名小说改编，对山村小农心态和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意识给予了辛辣的描写。
本片剧情简介：战争中，一架美国轰炸机坠落山中，一个跳伞逃脱的黑人士兵跌落在村民们设下的陷阱而被捕。村公所不想释放他，决定将他放在村里“饲养”。战争末期，村里来了一批来自东京的疏散者，村里由此发生了很多纠纷。终于，封闭的村子里发生了恐慌，此时，狡猾的村长把村民的愤怒转向被捕的黑人士兵。黑人士兵终于被杀害了，村民的烦恼也暂时平息了。然而，日本战败的消息传来，村民们又惊慌失措地把黑人埋好，并建立了对付调查的攻守同盟。只有对黑人感到亲切并助了一臂之力的孩子们，是不会顺从大人的谎言的，他们在埋尸的对面燃起了一堆篝火。
大江健三郎：写作就是理解人生与世界
戈尔默还说，文学是理解人生的故事。就是说，一个作家是怎样理解人生、怎样生活、又是怎样一一把握、怎样去讲述它的，这种理解人生的故事，正是小说家的工作。
一个小说家，写长篇，写短篇，其中总有一些怎么也写不好的题目，有一些写了一半就放弃了的东西。小说家活着就是要多多地写作。然而在小说家写尽自己的小说撒手闭眼之前，或者在创造力、想象力枯萎再也写不了了之前，纳丁·戈尔默说，作家要写下最后的文章。写完最后的文章，作家才算结束他生的故事而死去。
所以，想着死去的作家，读他的全部作品，就会读懂一个故事，完结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以说就是他赌给文学的人生。
作家为理解这个世界和人生而写作，读者则根据作家所写的故事理解作家，“啊，他是这么看待世界、理解人生的呀！”戈尔默说，这就是理解小说家的生活方式、理解他的工作了。我觉得这表明了一种非常美好的感悟。
戈尔默还说，不是作家选择主题，而是主题选择作家，只要那是他那个时代的精神。
这个“时代的意识”很难理解我想大概是说，如果作家非常想写那个时代的本质并想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的话，他的主题就不是他所选择的东西了，而是时代的主题选择了作家，让他去写的。
就我的经验而言，我觉得真就是这样。我年轻那会儿也以为是我自己选择了主题，比如说我以为选择了核时代这个主题。过了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断地写这个主题，而且直到现在也离不开这个主题，这么写了几十年，才发觉，与其说是自己选择了核时代这个主题，倒不如说是这个主题选中了我。我不得不这么想。
如果自己被这个主题选中了，自己接受下来，想要负责任地写下去，那么对作家来说，就是加入到了时代中去。英语有个词，commitment,在法语里叫engagement,我想这个“加入”就是这个意思。戈尔默是说，所谓加入到时代中去，commitment到时代中去，就是用自己的一生去表现自己被赋予的主题，就是不停地写作，以求能在死去的时候说，我完结了一个故事。
再回过头来想想自己，我便深切地感到，我也被时代赋予了主题。那么我到底被时代赋予了怎样的主题呢？我认为有三。
其一，是战后的解放感。令人不安的战争结束后，村庄生活本身获得解放，当时我虽然还是个孩子，却想着要过一种积极的生活，一种向上的生活。战争时代，孩子也痛苦、恐惧，活得战战兢兢，当然，急切的心情也是有的，老想着要打赢。在我的童年时代，这种日子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十岁那年战争结束的时候，那种解放感真是不了得。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把这些写进小说，我也正是要成为能写下这些的人，才上了东京的大学的，所以我最初的主题就是战后的解放感。我是要积极向上地生活在战后，是要根据自己的意愿生活在以后的时代，是要生活得自由自在。这是不是可以说是民主主义精神呢？
我是从新制中学的老师那里知道民主主义这个词的。这个老师与我同村，是富裕农家的儿子。老师说，民主主义就是可以用自己的力量生活，还说，不光是这个村，整个国家的方针都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我受到很大鼓舞，就想，我要那样生活。我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村里，村里还没有人上过大学，但是我求母亲给我出了路费和三天的宿费，就到东京考试去了。如果不是在村里知道了民主主义，我想，我可能想不到这些。
其二，是核武器造成的痛苦。这是我去了广岛之后才知道的，也是我最大的主题。以当时的心情而言，我是要把核武器时代的问题一直思考下去才把它当做自己的主题的。其中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原子弹受害者的尊严问题。
我从广岛原爆病医院院长重藤文夫先生那里了解到了很多原子弹爆炸带来的惨剧，他自己就是受害者之一。通过重藤文夫先生和在医院认识的患者们，我认识到人真是了不起。受了这么大伤害，也明知道自己的病非同寻常——一般是白血病多发期一却仍然活得有精神有威严，我真觉得他们很了不起，他们才活得像人样儿。我想向他们学习，想写他们。这就是我要写广岛、写核时代的最初的理由。这种心情留存至今。
其三，是我先天残疾的儿子的出生。这个主题与其说是被赋予的，不如说是降临到我身上的。在广岛的旅馆里，我一直在考虑到底如何接受这个孩子，如何下决心把他养活下去。这件事我在小说呀随笔里也写了，在演讲中也说了，在这儿就不再重复了，但我还是想说说最近的两件事。一是去年的事了，NHK要做个节目，叫《父子交响》，先是在我家里拍一些以孩子为中心的生活镜头，然后我们一家去广岛。
很早以前我就一直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看原爆资料馆。我准备到了那儿以后跟他说，五十年前发生过这么大的事，像你这样的孩子，其中也肯定有残疾儿，他们痛苦地死去了，活下来的孩子们也要生活在疾病的恐惧中，很多人病倒，这都是人制造的原子弹造成的，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决定用他们制造的东西让人类自相残杀。等我们真的到了广岛、我带他去资料馆的时候，一到门口他就害怕了，怎么也不肯进去。但是我很坚决，跟他说，既然来了，你就必须进去看看。我俩就这样进了展厅。
这个节目播放以后，很多观众给NHK写来了信，有些来信说，大江先生说的我们大致都能懂，但他在鼓励孩子的时候说的话就听不懂了。他们听不懂什么了呢？好像是我说的“噢困羌也要生气的！”这句话他们没听懂。这当然谁都不懂，在座的各位也不懂。光很爱自己的妹妹，也很尊敬她妹妹在家里的小名叫“噢困羌”她生下以后发出的第一声就是“噢困”，所以我妻子就朝她叫“噢困”了(笑)。直到现在我们全家还都这么叫她。
我是说，你要是在这儿说害怕、缩回去的话，你妹妹可要生气啦。光这才咬牙进去了，并顽强地看了展出的恐怖景象。看了大概足有三十分钟吧。等他穿过展厅，来到走廊时，都不会走路了他神色忧郁，坐那儿一动不动，我也心情低落下来。向一个有智力障碍的孩子讲述世界上发生过如此恐怖的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重又想到了这个问题。我又能怎样鼓励失去了勇气的孩子呢？一想到这些，我坐在那儿，就很颓丧。孩子比我更加消沉。
可年轻的摄像师却还要我们说点什么，于是我问光：“你觉着怎么样？”儿子说：“都不行呢”*。这句话听起来又像“都不行了”，又像“都不行”，是把两种表现捏一块了。
我能明白儿子要说的。自己在展厅所看到的，是孩子们烧死在火里，女人们赤裸着倒下，痛苦地死去。看到这些他觉着不行，用大人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世界荒诞不经、混沌恶浊，他接触到了这种现实，觉着不行。
同时，他应该觉得自己的父亲也不行。他一定在想，这么吓人的地方，为什么要带我来呀，这样的爸爸，不行。他又伤心又生气，所以才要说“都不行”。可是，他爸爸也在旁边和自己一起蔫儿着呢，这么说又怕不好，所以就想用过去时说“都不行了，可现在好了，现在我原谅爸爸了。”
可儿子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并不直接这么说，但他也不说“都不行”，也不说“都不行了”，他耿耿于怀，心中无法释然，就取了个介于“都不行”和“都不行了”之间的表现形式，这就成了“都不行呢”。
今年夏天，我内兄把儿子的事拍成了电影。我内兄是伊丹十三，电影导演。他拍的这部电影叫《宁静的生活》。试映会我们全家都参加了，看完了，我问孩子：“阿光，电影怎么样？”虽然一些重要的情感他能用音乐来表达而不大能够用语言表述，但他还是认真地想了好久。兄妹二人在远离父母的地方生活，哥哥有残疾，妹妹悉心照顾。这是一部描写与困难做斗争的电影，可里面有这样一个场面。那个教哥哥游泳的青年半开玩笑地要对妹妹施暴，妹妹死命抵抗的当儿，哥哥从隔壁房间赶来，朝那个青年扑过去，扭打起来，妹妹拼了全力终于逃到院子里，兄妹二人在雨中相拥而泣。电影在哥哥安慰妹妹的镜头中结束。
这时候儿子对我说：“这是因为我把那家伙揍了！”电影里扮演自己的演员把那个坏小子狠狠教训了一顿，然后跑到雨中，和演妹妹的姑娘抱在一起，他把这个镜头说成是“因为我把那家伙揍了！”
我写的东西总要想方设法表现儿子的内心世界，伊丹兄则将其重新表现在了电影里。于是我的孩子使出了他全部的语言能力，说，那个人其实就是自己，自己觉得那几下打得真好，爸爸写小说、舅舅再给拍成电影也好，我满心喜悦，觉得那个镜头用了他自己创作的音乐，更能很好地表现他自己了。
战争过后，我儿时所体验到的民主主义以及广岛原子弹的经历对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与残疾儿子长达三十二年的共同生活又意味着什么？
这些确实是我选择的主题，可仔细想想，我认为是这些主题选择了我，并使得我能够依此渡过了战后的五十年，于是我也就十分能够理解纳丁·戈尔默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