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最后一位少爷，走了
少爷邓永锵
“与其等到我断了气以后再见面，不如就此办一个派对，那样我们彼此还能多见一面。”
(资料图片)
如果不是刘嘉玲社交平台发布的这张照片，恐怕大多数人很难记起，中间这位名媛的父亲邓永锵曾经多么辉煌。
邓永锵是谁？
在他的人生轨迹中，无数个第一环绕于他：第一位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香港人；第一个开创中国式奢侈品牌“上海滩”；“京城四大俱乐部”有他打造的“中国会”，代理雪茄公司，被称为“雪茄大王”......。
他的去世，轰动全球媒体包括《时代》、《金融时报》、路透社、彭博社在内的争相报道。
临终时超模黑珍珠娜奥米·坎贝尔来探望他。
他经历过一个国家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窥探过一个世纪的时代进程。
曾有人把他誉为“中国最后的贵族”，也有媒体称他“打破了西方人对华人的固有看法”。
只是邓永锵穷极一生要为自己书写的，不过是有趣的灵魂。
01
邓永锵出身名门，他的祖父邓肇坚曾创办香港九龙汽车有限公司，是香港著名的企业家和慈善家，不少建筑物都以其命名。
邓永锵是邓肇坚的孙子，幼年在喇沙书院读书，每天六点翻进校门打乒乓球，结果被老师打手板。
与李小龙、黄霑一样被喇沙发掘出叛逆少男的性格，又因为豪门世代内部冲突，他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富二代”。
命运在最初，对他是苛责的，他的父亲邓伯勤一岁时得了重病，祖母一人他撑不过去了，就编了个谎来安慰邓肇坚说，“算命先生早就预示邓伯勤是邓肇坚的克星，所以无需为邓伯勤难过。”
不料邓伯勤活了下来。但这个善意的谎言却永远地拆散了这个家庭，邓肇坚从此不愿见自己的妻儿。
后来，邓永锵把这事写进了《金融时报》的专栏中—他的祖父如何因为风水迷信而抛弃祖母和父亲。
正值读初一的邓永锵跟随父母移居英国。母亲带着他去考伊顿公学，校长问他有什么打算，邓永锵只会粘自己的名字，最后，邓永锵入读剑桥的Perse中学做寄宿生。
不会讲英语的邓永锵，课外活动只挑不用说话的，像国际象棋这类。直到16岁时，邓永锵爱上古典乐，他想要一架钢琴，但父母反对，于是他写信给爷爷，邓肇坚告诉他“如果你考第一，就买给你”，邓永锵发奋读书，两周之后，他考到了第一名，爷爷信守承诺送给他一架钢琴。
后来提起这件事，邓永锵说，爷爷教会他做事要尽全力才能成功。
邓永锵选择暑假打工赚取生活费。
他干过不少行业，在伦敦哈罗德百货公司给客人量裤脚、在中餐馆里两手托八只大碟、也在马房铲过马粪，甚至还洗过厕所。
这期间，他一路念到伦敦大学，取得哲学和法律学士学位，而后又在英国剑桥大学继续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
按照香港富豪的家族成长模式，名门贵子一般会在学成归来后继承家业，成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
邓永锵一开始也是如此，他在祖父邓肇坚安排的邓氏律师楼当见习律师。但邓永锵志不在此，更不高兴在爷爷的眼皮底下。
回想自己20岁时在赌场输光了爷爷给的4万英镑后，又赚回6万英镑时，他心想：“冒险一点有什么不好。”
说不干就不干，一转身加入英资太古洋行，在之后的人生中，他像一个顽童那样，至情至性地挥毫出自己趣味盎然的人生画卷。
02
1979年，邓永锵第一次踏上故土，游经黄山时，邓永锵想了解改革开放后的大陆什么样？
机会很快来了，中国内地的大学开始陆续招聘外籍教师，担任现代专业课的教师。
1983年，邓永锵受北京大学的聘请，来到北大教授哲学和英国文学，成为了第一位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香港人。
邓永锵的讲课风格非常随性，没有教材没有大纲，想到哪讲到哪。学生说他：“瞎聊胡侃，天南海北，笑话连篇。”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为钱，我来是广交朋友的，你们这些人将来都是国家栋梁，以后我会有事求你们。”
他对学生十分大方，经常带学生去北京的豪华餐厅吃西餐，带学生们去参加高级派对。
邓永锵的博士研究生学成之后，有的人进入了高层的智囊班子。
他这条路果然是走对了。
没多久，这内地人脉就给他带来商机。
1984年，中国开始大力开发沿海石油矿产资源，多家外国公司都想参与其中。
邓永锵恰好结识英国克拉夫石油公司总裁，这位总裁看到邓永锵在中国内地的人脉资源，邀请邓永锵做克拉夫驻香港代表，开拓中国内地的业务。
于是，邓永锵告别了北大讲坛。
03
邓永锵和他梦幻般的人脉，在两个文化环境里互相腾挪，确立让人望尘莫及的名流身份。
作为一个富四代，邓永锵天生是个懂得花钱，懂得生活享受和玩出品位的能手。
他曾说“中国人不去了解自己的文化，就如英国人不读莎士比亚的书籍，我称这些人愚昧。我热爱艺术、传统、手工艺、文化遗产......”。
1994年，邓永锵以1.2亿港币，在香港中环闹市开设了上海滩旗舰店。“上海滩”开幕时，Kate Moss、刘嘉玲、梁朝伟等人到场担任嘉宾。
当时，邓永锵网罗了9位早年从上海移居香港的顶级裁缝，开始为他的名人朋友们定制中式服装。
邓永锵请来巩俐做代言人。巩皇那些年在红毯上穿的各式各样的旗袍，多半都是邓永锵的“上海滩”为她量身定制。
他打破了西方世界对华人内向守旧、古板无趣的固有看法，成为一位真正在西方上流社会里站稳脚跟、声名显赫的华人。
很多媒体将邓永锵称为“上流社会红人”，但邓永锵本人似乎并不同意这样的描述，更曾笑称“自己最不缺的就是朋友”。
其他富豪做生意就罢了，他的人脉太广，组成上流社会交际圈。
在他的朋友圈里，“来头最大”的是英国皇室成员了。当年戴安娜到访香港时，还专程去了邓永锵的中国会。
他还曾和查尔斯一起到访伦敦中国城，和卡米拉在新书发布会上寒暄，和尤金妮亚公主共同拜访切尔西足球俱乐部。
不止英国王室，邓永锵和包括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布莱尔，以及一些工党领导人在内的英国政要，都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有记者问他如何认识王室中的名流，他放出豪言：“怎么不说是他们想认识我呢？”
邓永锵总是这般百无禁忌，挥洒自如，事实再次证明，邓永锵眼光的独到与准确。
04
大概是他前无古人地，为自己的小城大亨身份，赋予了让人眼界大开的文化意义。
除了物质生活，还有精神世界，邓永锵读哲学、出书、坚持多年写专栏，和其他作者笔战讨论英文的使用，在电台节目诙谐幽默地针砭时弊。
邓永锵每周会出现在金融时报《Agony Uncle》的专栏中，为读者提供有关房地产，室内设计，建筑以及园艺等事宜。
如果说仅此而已，邓永锵不过是名利场上被簇拥的富商，一生灯红酒绿，在所谓的上流社会一抓一大把。然而，家族背景加上个人魅力，让他在英文世界融会贯通，被评价为“打破了西方人对华人的固有看法”。
2015年2月，邓永锵爵士在伦敦中国城开设非牟利机构“中国站”。“中国站”作为一个平台，外国人可以进来看看中国，中国人也可以进来看看世界。
邓永锵从人到生意，都塑造出独特的风格美学，似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变体，在西方人眼中比中国更中国，在中国人眼中又是标准的洋人绅士。
甚至还出过一本书《现代生活的准则：一位行家的生存指南》，《泰晤士报》则诙谐地把邓永锵的新书称为“一位百万富翁的现代生活指南”。
2010年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邓爵士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当我死的时候，我希望他们会说：他罪孽深重，但他的书有人读过。”
邓永锵这一生为香港大众留下的最大遗产，数来数去，连续三届香港书展他自掏腰包邀请英国十多个第一流的小说家和历史学家来香港书展演讲。
办生前告别派对，邓永锵在邀请函上从容地写道：“与其等到我断了气以后再见面，不如就此办一个派对，那样我们彼此还能多见一面。”
他的精彩人生，我们尽力释放自己的想象力，也无法想象他尽兴的一生。
他的一生就是一场流动的盛宴，所以没有什么比以一场盛宴来收尾更恰如其分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