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基本功能,文化的基本功能不包括
说到文化，我们一般理解为艺术、博物馆、影剧院、文学和历史等等，而且把它看得很高尚。但我们没有去仔细研究为什么文化会享有这样的声誉。文化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我们倾向于把它看作一个天真而庸俗的问题。但我这里想说的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认识了文化的真正用途，就会发现文化的任务极其繁重。
当前的“文化捍卫者”，即媒体组织雇用的文艺批评家们、人文科学的教授们，以及博物馆的馆长们，忠诚地坚信“艺术为艺术而存在”。这个观点自十九世纪末开始就占主导地位，而且不知不觉地继续支撑着我们对文化的认识框架。它的意思是，文化不应该被用在功能性的或意识形态的用途上。
这条理论，一开始旨在把文化从三个变了质的势力中解放出来– 宗教、政治、商业。这三个势力对文化的要求，对文化创造者来说都太急迫、太实用。为了逃避这三个势力，批评家们强调，文化不应该有明确指定的“目的”或“用途”。文化应该独立地存在，不应该让它去“做”什么事情（而宗教、政党和诸如古希腊和古罗马那样的古代社会，则认为文化有特殊“目的”。）这条理论的背后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观念，直到今天还继续存在：崇敬模糊而似是而非的艺术（例如对当代艺术的高端讨论）；鄙视清晰而没有讽刺意味的意识形态表达（这里可以比较一下托尔斯基和玛丽娜.艾伯拉莫维克：对前者著作中的号召和呐喊的责疑，对后者格言式论调的赞赏）；注重文字形式的研究而不顾作品的意义（普罗斯特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吗，这太荒唐了）；嘲笑任何人学习历史以“吸取历史教训”（特别是古代史）；还有“文化的目的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答问题”这样的观点。
这里要补充的是，艺术家们自己可不是这样认为的。乔治.爱略特、尼采、凡.高、海德格、毕加索、乔治.奥威尔等等，一定不会同意。他们的作品是有急迫的实用性的，而掌握着这些艺术家作品的文化捍卫者们，却对他们的原意不加理睬。
在理想的社会里，人们会更重视文化的实用性。我们会承认，“艺术为艺术”的观念在历史上只是一个反常现象，而几百年来有关艺术的主流思想正好相反。几乎所有的博物馆、美术馆和图书馆里艺术文化藏品，在创作时都是带有目的性的，它们的创造者相信，艺术旨在教育我们如何成为智慧、善良的人，如何提高自我意识，如何接受和应付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反艺术实用性”的理论，实际上是排斥了两千年来有关艺术作用的哲学。
亚里斯多德提出，观看悲剧表演有重要的目的性，其用途在于清除自己的伪善、偏见和道德愚昧。他的这一说法形成了西方的文化观念。在阿提加的圆形剧场，观众可以看到一个英雄人物如何因为犯了一个小错而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样的戏剧，会引起观众内心的恐惧和同情，使他们更好地宽恕别人、审视自己的良心。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里强调说，阿里斯多德坚信戏剧的社会功能在于情感教育。
同样的，在十九世纪，黑格尔拒绝了“艺术为艺术”的观念，他认为绘画、音乐、建筑、文学和设计，都担负着重要的使命。他说，我们需要艺术，因为艺术可以在我们生活中注入强大的洞察力。艺术是“观念的感官表达”。黑格尔意识到，艺术的目的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要把我们早已熟悉的那些好的、重要的、有用的思想，牢牢地凝固在我们的脑子里。
文化只有一个功能，一个雄心勃勃的功能：它是一种理疗方式。文化的各个分支，用不同的方式达到这个理疗的目的，它们全都补偿我们自然的缺陷、情感的懦弱；它们指导我们、纠正我们、鼓励我们，使我们睁大眼睛，在我们悲伤时安慰我们。在文化的帮助下，我们呈现出自我的更优良的一面。
当今，每当有人提出文化领域的理疗作用，就有评论家不加思索地反驳。“艺术为生活服务，这是个幼稚可笑的想法，作为成人，我们早应该摒弃了，”《卫报》里有这么一段话，“把艺术降低到自我提高的功能，是对伟大的文化作品最大的侮辱。”
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对“理疗”这个词的理解很混乱。理疗是一种旨在帮助人们康复的治疗。可以是医药方面的理疗：比如提高抵抗力的防疫针，或治愈某一种疾病的方法。但是，理疗的概念也适用于心灵。理疗的核心意义，在于有目的地改善我们的生活。说一个人不需要这种理疗，等于否定我们自己，否定人类心理学中的所有知识和概念。
“艺术为艺术”的观念，最初来自一个尊重艺术的崇高愿望，它指明艺术在一个平庸和功利的社会里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但是无意中地，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变成了人们参与文化的障碍，它意味着文化的各个分支在这个世界里无关紧要，它们不应指导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也不应赞赏它们的智慧和慰籍心灵的力量，就是说，艺术不应该有任何“用途”。
目前艺术享有很高的声望，但付出代价的是人类生活的另一个层面：宗教信仰。宗教的地位降低，和艺术的地位提高直接有关。自十九世纪以来，很多人（例如马修.阿诺德、尼采、海德格）认为宗教的重要性在社会和人的内心世界减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文化起到信仰的作用。由于这个文化的抱负，人们在博物馆、艺术馆、歌剧院和图书馆注入大量的投资。文化代替了圣典。庞大的文化系统– 艺术博物馆和大学，成为的新天主堂。
事实上，艺术确实出色地担负起了以往宗教的任务。文化确实能够代替圣典的许多功能。艺术也有抚慰我们心灵的力量，艺术也能为我们带来人生意义，艺术也能提高我们的同情心，引发一种对人类共性的认识。
可在实际情况中，我们对上述观点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并没有付诸于行动。以前你去天主堂做礼拜，是带着清晰的目的：因为你想拯救自己的灵魂，或因为你在寻找安慰，你需要教会的支持或帮助，你想提升自己的道德品格，或希望得到心灵的安抚和超度。但如果你带着同样强烈的需求到艺术馆或大学的艺术系去，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很怪异，甚至会怀疑你，认为你精神不正常。
但是，在一个有智慧的成熟的社会里，人们应很重视文化的理疗作用。视觉艺术、建筑、人文科学、博物馆、艺术馆，都会被用来帮助我们应付生活中的烦恼，使个人和集体生活都更加丰富和健康。
在大学里，人们会研究学习过去的事情，但不会把它叫做“历史”；会读小说，但不是在“文学”的课程里；也不再有“艺术史”这样一门学科。学生会注册一些有明确心理用途的课程，如“犯错的益处”、“地位的追求”、“爱情的悲伤”、“死亡的挑战”。艺术馆会根据观众的真实需求来重新安排展览。藏品不是按照创作的时间或地点来展出，而是以人的心灵需求来分类。不会有一个专门展出十八世纪法国绘画的展厅，你会看到取名为“焦虑”、“妒嫉”的展览室。
政府也会赋予电影艺术很重大的责任，因为电影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有影响的一种。政府要注重电影的分类，不单单在适合观看年龄方面做出建议，政府部门还应该根据观众需要进行电影分类，这样影片就能更好地帮助观众。例如，一部电影可以归为A类，即该电影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焦虑”（Anxiety）。或者可以归类于MC，即该影片对于正经历着“婚姻冲突”（Marital Conflict）的观众有益。电影不仅要提供娱乐（以及给长途飞机旅行解闷），而且我们还要鉴赏它们– 利用它们 -- 来疏导我们的同情心，安抚我们不可驾驭的恐惧感，纠正不正确的对常态的理解，促使我们接近良好的言行，帮助我们抵抗自身的愚蠢和邪恶。
理想社会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加强文化体验中的理疗效果。我们的洞察力会随时间减退。早上八点，喝过了咖啡，从地铁站走到办公室，我们会耐心地对待同事的缺点；但到了中午，这种温和的态度就有可能磨损了。我们应该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风险，可以在一天里的固定时间，向人们提供相应的提醒– 正如以往的宗教信仰。在我们匆匆出门去买一块三明治当午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路上看到一幅主题为善良和同情的艺术作品。或者，我们可以参与一个仰望云彩的活动，在一个忙碌疲劳的下午暂时恢复我们成熟的生活观。
可以直率地说，优秀的文化产品终究应成为社会为自己撰写的“应用手册”。目前，这个手册无声无息，它的力量受到严重的限制。大多数时候，我们收到的信息和启示都来自于广告和公司。文化捍卫者们担心艺术丧失所谓模糊、微妙的性质，由于他们的阻扰，各种文化媒介不能对大众思想带来任何影响和启迪。
在将来，公共资源– 大楼、院校、公众活动、教育者 -- 应该更好地帮助我们改善生活，我们应该根据生活中不同的灾难和烦恼来重新把文化分类。文化应该支承、激励我们的优良天性，这是文化的一个亘古而伟大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