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士与中国文化在线阅读

时间轴走到近现代，当最后一个朝代濒临灭亡时，按理说士已经随着历史消失在漫漫长河中了，但就余英时先生的考证，士非但没有消失，它的幽灵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的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五四”时期，知识人追求“民主”与“科学”，单从他们在行为模式上来看，仍摆脱不了“士以天下为己任”的余韵。有一位西方思想家在二十世纪末曾对中国的知识人这种精神感到惊异。他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把许多现代价值的实现，包括公平、民主、法治等，看成是他们独有的责任，在西方社会中，这些价值的追求是大家的事，知识分子并不比别人应该承担更大责任。他的这种惊异，在我们看来却很是平常，因为知识分子的这种思维模式是受到了“士”文化的长期熏染，摆脱不了“士”的阴影。而在我看来，这样的“阴影”却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们所具有的不可多得的优点，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家国天下的责任感会让人更用心地投入于自己所处的事业中去，而这样能让人变得更加豁达大度。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港中大钱穆教授对新亚书院同学们题下的新亚学规“祛除小我功利计算，打破转为谋职业、谋资历而进学校的浅薄观念”“职业仅为个人，事业则为大众。立志成功事业，不怕没有职业。专心谋求职业，不一定能成事业。”这种责任感，我想应该是现代的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应该去追寻同时去承担的。

这是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纵向地对士文化发展的比较，而横向地同西方世界中的知识人进行比较呢，这恐怕又是另一种情形了呢。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知”，认为他们是人类得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平等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与中国古代的士的文化到是与异曲同工之妙的，在追溯一下西方古代哲人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关系，古希腊哲学家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其实并非一脉相承的。书中说，古希腊哲学家向往的是“静观的人生”，即以静观冥想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他们虽重视理性，但他们的“理论理性”不屑用于康德所谓的“公共事务”上，也就是说他们冥想的理论并不是拿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他们向往的是“行动的人生”，即把他们所研究出来的理论拿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旨在用实践来改变世界。而由这点看来，我们的“士”是远比西方古代的哲人们要来的全面，我们并不一味准求智慧和学问，家国天下的“公共事务”一样是我们的“士”们认为的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而这一切源于我们同西方不同的文化根源，我们的“士”源于儒家思想，而西方的哲人们则源于宗教和哲学。

而说到宗教，士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和中国的“士”又是不同的。是一种“救世”的宗教；它不但为西方文化树立了最高的道德标准，而且持此标准以转化全世界。从积极的一方面看，它在中古文化史上的贡献是无可否认的。教士们以传教为宗旨，做的正是改变世界的工作。希腊哲学家并没有对奴隶制度提出怀疑，中古教士则明白的宣称奴隶制度是不道德的，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就文化和社会使命而言，欧洲中古的教士确具有“近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之一面。但另一方面，又有严重的反知识、轻理性的倾向；知识必须从属于信仰，理性也必须匍匐于上帝的“启示”之前。这便和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背道而驰了。

比较了中国历史沿革中“士”的变迁，也比较了中西方知识分子的差别，这样可以看出中国的“士”文化到底在中国文化中占怎样一个地位了，余先生在书中通过书写史学专题的形式详细描写了中国的“士”在中国文化中如此特殊的位置，这也让人对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士”文化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不得不说，这是令人受益匪浅的。同时，我想，反观我们的“士”的文化，也能看到现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应该摒弃和继承的东西。家国天下的责任应该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