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谁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谁)
有朋友提出,孔子那么伟大,为什么他提出的是君君臣臣和仁,却不提自由呢?仿佛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念,专门是为了奴役劳动人民一样。孔子纵然没有提出自由的思想,但自由的因子,也体现在他的儒家思想中。
其实,这正是一种无视历史逻辑的思想。这就相当于问慈禧太后为何不用空调一样可笑。
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总离不开他所生活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离不开生养他的土地所提供的环境滋养,因此,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总离不开他所处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而儒家学说在本质上是一种学,主要思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基础上,儒家进一步提出了如何解决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这是儒家哲学思考并力求解决的主要关系。
孔子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首先提出了“仁者爱人”的学说。孔子希望人与人之间不是西方所谓的人与狼之间的关系,更不是“他人即地狱”的模式,而倡导人与人之间要用爱连接,倡导人人都付出一颗爱心,以建设一个以爱为中心、以秩序为手段的大同世界。
但儒家又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孔子看到,事实上,人是不可能爱每一个人的。所以孔子提出爱有差等的原则。所谓爱有差等,就是我们要把爱首先给身边的人,给我们最应该爱的人。也就是说,人首先要爱父母,这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就是孝的原则;然后要爱兄弟姐妹,这是悌;然后按照君主、朋友等顺序,给他们应有的爱。给君主以及国家的爱,叫做忠,给朋友的爱叫做信。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孔子倡导“忠恕之道”。“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与人之间应该遵循互帮互助的原则;而“恕”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倡在人际交往中,用推己及人的方法,用宽恕之道谋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美好。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立”的自由,有“达”的自由,但我们还要允许别人也有“立”的自由,有“达”的自由。自己的自由不能侵犯到别人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忠恕之道”。
其实,孔子是崇尚自由的,他曾经说,自己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随心所欲不逾矩”了,“随心所欲”并不是说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指自己的精神和智慧已经进入一个自由的王国,但行为还是在规律与规矩的范围之内。孔子的这句话,其实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表达:只有高度的自律,才有高度的自由。
这样,在“忠恕之道”与“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基础之上,孔子渴望建立一个基本的社会秩序,就是礼。而这个礼,用孔子的话说也是“名”,因为政治就是正名的艺术。孔子在齐国提出的治国的原则,叫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说,君主有君主的权力的范围,你应该有君主的样子,否则就是违礼,而臣下要有臣下的样子,父亲有父亲的样子,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这样,每个人都明白自己权力的边界,每个人都各安其位,这样的社会才和谐有序。
因此,礼是一种自由,也是一种有边界的自由。事实上,自由从来都是有边界的,而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的人生从来都是在秩序的范围内快乐地舞蹈。
到这里,好玩的国学已经回答了一半的问题,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的人伦思想,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治理的思想,其中已经包含了自由的意蕴,而不是说孔子是个如同法家思想家韩非子一样的集权主义者,不给人们任何的自由。
孔子不过没有明确提出自由的概念而已。而用现在的标准,去苛责孔子为何没有提出自由的思想,与苛责慈禧太后逃跑的时候,为何不坐飞机或高铁一样可笑。
上文说过,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永远无法超越他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之所以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就与古希腊等西方文明、西方哲学有截然不同的特征,最关键的是中国与西方的人文地理的不同。
相对来说,中国文化主静,属于温和内敛型,注重集体人伦,心灵向内探索,渴望建立道德型的君子人格;而西方特别是古希腊文化,属于外向型,注重个人利益与自由,心灵向外探索,渴望建立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英雄人格。这是中西方文化与哲学的根本不同,由此也带来双方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难道这是天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或者说孔子的哲学与柏拉图哲学的不同,其实来自于我们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天意。
中国属于内陆外海的结构,内陆的外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而古希腊是陆海相间的结构,欧洲的大海深入陆地,到处都是小岛,这让他们征服大海变得比中国人容易得多。因此,从这个观点出发,中国是内陆型农业经济为主,是黄色文明,而古希腊则是以海洋经济为主,是蓝色文明。
黄色文明以农业为主,而农业是靠天吃饭的产业,人们只能无奈地等待,等待上天的恩赐,而蓝色文明是靠探索冒险的文明,是一种以交换为主要手段的商业文明。由此,产生了中国文化与希腊文化的不同路径:
中国的农业文明把人固定在土地上,这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的熟人社会。另外,由于要治理水患,就必须同外部落打交道,而没有一个集中的政府管理,这是很难想象的。因此就形成了中国中央大一统的集权社会的模式。同时,农业经济也让中国人养成了勤劳、忍耐、协作的精神。而古希腊的海洋经济模式之下,人人都是强壮的水手,人人都希望探索大海之外更远的地方,因此,形成了冒险和探索的精神。
农业文明安土重迁,而海洋文明习惯外出做生意冒险。做生意形成了科学加商业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又形成了理性加利益的文化精神。经商不再是靠天吃饭,而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农业经济就是靠天吃饭,靠集体协作的精神。因此,注重个人利益和聪明才智的古希腊人,由于做生意遇到的是各色各样的人,必须有一种规则,就逐渐形成了契约精神。而农业经济基本上是熟人社会,只需要靠血缘关系与人伦道德就能解决社会问题。
因此,古希腊人注重契约,而中国人注重道德。契约精神的基础是人人平等,而中国人人伦道德的基础是宗法制的血缘关系。
崇尚人人平等的古希腊,发展出城邦制度下的民主选举,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自由,而中国的农业经济下的封建宗法制,发展出高度发达的人伦哲学和道德哲学,他是集体主义的,个人只是集体之中的一粒微尘而已。
因此,中国人是集体主义者,他们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人最大的自由是社会秩序之内的自由,人最大的追求是为集体为国家做贡献,而西方,则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