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少有大志文言文翻译(范仲淹少有大志文言文翻译,仲淹少有大志)

孙君恒

2013年武汉科技大学国学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邓州乡贤孙君恒成功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先秦七子君子观研究”，八度寒暑，于今秋10月出版了《中国先秦七子君子观研究》《君子文化论文集》两部“君子精神”为主旨的国学著作。孙君恒教授曾出版有《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集》《墨子思想研究》等专著，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学）之一，2020年被中国墨子研究中心授予“最美墨子文化传承守望者”荣誉。

2021年底邓州市政协向在外乡贤征集“乡村记忆”文史资料，教授不吝赐稿，在通信、通话中为教授渊博的学识、家乡情怀所感染，而神交之。教授两部“君子”学术著作出版，惠赠至家乡，捧读之，顿有醍醐灌顶之悟。

一、孙君恒的君子情怀与君子观

中国的君子文化历久弥新，孙君恒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君子文化的研究和传播。2019年，孙君恒在武汉组织召开了全国君子文化研讨会，来自全国的120多名代表就君子文化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等方面进行探讨，孙君恒将研讨内容整理汇编成《君子文化论文集》一书。

2022年10月，孙君恒教授在接受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采访时向世人介绍了新作《中国先秦七子君子观研究》和他所钟情的君子精神、君子文化研究——

先秦七子包括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和韩非，七君子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的杰出代表，集中体现了当时学说的精华，尤其是他们为人处世的理想君子人格，千古流芳，耐人寻味。

2013年，“先秦七子君子观研究”能够成功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足见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先秦七子君子观研究》从先秦七子的君子内涵、溯源、情怀、海外影响、当下借鉴等方面入手，梳理了先秦七子君子观的来龙去脉，包括儒家仁爱精神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乾乾君子，道家的道法自然、上善若水的超脱隐君子，墨家的兼爱济世君子，韩非子冷峻严酷的法君子等。孙君恒教授在书中提出了“分析借鉴，融入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使君子人格进一步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当代君子精神价值观。

孙君恒教授赞同著名学者余英时“儒家哲学就是君子之道”的观点，认为中国君子文化源远流长，兼收并蓄，博采众长，需要加以研究的方方面面，丰富多彩。提出君子文化其实就在我们的日常交往与平凡生活中，并致力于在新时代的春风吹拂下，把君子文化这颗最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气神”的种子播撒神州，开花结果，融入当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学研与弘扬的理论研究工作。

孙君恒教授比较中西文化，把“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需要知书达理的绅士和君子，都追求高尚的人格，都喜欢高风亮节的道德情操”的共同君子价值观展示在世人面前，指出其差异无非是名称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以无比自豪的民族文化自信宣示：西方对中国先秦七子的认同和借鉴，恰恰反映了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尤其是儒家的君子人格提倡的厚德载物、生生不息、家国情怀、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等君子的美德条目，闪烁着人生智慧的光芒，令人刮目相看。

二、《中国先秦七子君子观研究》，一部君子精神研究

的集大成之作

孙君恒教授在《中国先秦七子君子观研究》中对先秦七子的君子思想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系统研究。著名学者童书业的《先秦七子思想研究》（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201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22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等），魏义霞教授的《康有为先秦七子研究》（201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就是关于先秦七子研究的成果。孙君恒教授受童书业先生的书籍启发很大，成功申请了2013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先秦七子君子观研究”，从中国先秦文学、历史、哲学中，分离出君子专题进行研究，有其时代的必要性。当是时，社会转型、人格混乱，世人心灵深处呼唤的君子成为稀缺资源，君子精神则弥足珍贵。孙君恒教授对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四大学派的分别研究、比较、融通的仔细认知，阐述其各有千秋的君子精神，而儒家乾乾君子的最后胜出则由其学理、政治、社会的综合优势，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中国先秦七子君子观研究》史料翔实，多闪亮点。孙君恒教授从先秦诸君子思想来源、内容、海外影响、现实意义仔细梳理了先秦七子的君子理论，洋洋洒洒，50万字如春风行于碧波。对孔子家世的追踪到黄帝，说明了圣人的非凡总根源，找到了真正的源头活水；而孔子尼山出生的神秘传说，增加了对圣人的好奇与乐趣，是民间圣人崇拜的传承；神奇山水与圣人关于仁、智的关系论述，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的道德传统，活灵活现，引人入胜。论述了老庄隐君子的理想和行为，与楚国地缘、人缘关系密切，楚国湿地（包括蒙地，当今的安徽省蒙城县一带），水网密布，生物多样性，山林众多，植物茂盛，为隐身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引发人们思考和选择在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的战国去明哲保身隐身，在远离人世纠缠中进行冷静的人生哲学思索，洁身自好，静观玄览。书中对蒙城湿地生态和老百姓自在生活现状的客观描述，生动地再现了庄子逍遥自在的当下景观。再如，对孔孟、老庄、对墨子的君子观在海外的影响，从在海外的翻译、研究、传播和运用等方面，窥探了儒家、道家、墨家的世界意义。要言不烦，展示出了中国君子文化在国外的引进状况和美好前景。

《中国先秦七子君子观研究》研究贴近现实生活与经济社会，开源导流，启人心智。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四大学派的君子观，在当今加以转化和借鉴，是一项伟大的、艰巨的系统工程。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要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结合，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秦七子的君子理论也的的确确值得深入反思，结合当下进行转化和创新。儒家的君子人格，可以赓续，改造为人才美德的素质要求，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与实践进程中加以具体体现，让家国情怀发扬光大，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精神走向社会，深入人心。墨家的兼爱、非攻、节用、尚贤君子理念，是当今和平主义、治国理政的精神资源，仁人君子都应该胸怀天下，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重视人才，培养人才，重用人才，大力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俭省节约，反对资源浪费，为人类社会谋福利，追求天下太平，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孙君恒教授醉心于君子文化研究，《中国先秦七子君子观研究》是他近年学研的硕果，也是当代君子精神与文化研究的一个高地，值得学界，特别是家乡文化界为之点赞。由于中国君子文化源远流长，“学术界在君子文化方面研究上，更上一层楼”，是孙君恒教授所期盼，也是家乡人民对他学术研究成果的祝福。

三、孙君恒教授根植邓州穰原沃土的君子情怀。孙君恒教授于1964年生于河南邓州，曾就读于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毕业论文《贫困问题与分配正义——阿马蒂亚森的经济思想》，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被专家评为华语世界第一个全面系统研究阿马蒂亚森的经济思想的成果，填补国内空白。孙君恒教授现兼任中华孔子学会理事、湖北哲学、学会常务理事、ISBEE[1]会员。曾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学术交流，有“当代徐霞客”美名。孙君恒教授生长于邓州，其学术致力于君子精神必然有其思想形成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文化渊源。邓州穰原厚重的乡土文化是其走进名校前重要的精神乳汁。邓州圣贤文化中的君子情怀，将相文化中的君子操守，对其思想影响是必然的。

说邓州穰原文化不能不说到邓州历史上的“一圣三贤”。出生于今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的医圣张仲景（150年—219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以撰著《伤寒杂病论》（包括《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分）而声震中外，被后世医家尊为医中之圣。历代人民崇敬和爱戴张仲景，源于他杰出的胸怀天下黎民苍生大医君子情怀。在他的医学理论和实践中体现了他的高尚医德，体现了当代医学所倡导的“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在《伤寒杂病论原序》中强调学医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宗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告诫同行，切莫“争名逐利”，而要“留神医药，精究方术”，这种济世救人之心，正是祖国医学史上历代医家所推崇的职业道德，是衡量医者品行的尺度，也正是国学中君子情怀的彰显。

邓州人所崇尚的三贤是指韩愈、寇准、范仲淹。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河南邓州人（一说河南河阳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代表著作有《韩昌黎集》等。卒谥“文”，史称韩文公。其道统思想可以解说为“一切文化成果都来源于道，老子讲天道，孔子讲人道，墨子讲物理之道，孙子讲用兵之道，中医讲治病之道，百家争鸣皆是道，道不立则身难行。”其作于邓境的《次邓州界》《路傍堠》《食曲河驿》《过南阳》除了表现他的行迹、深刻的自责外，还坦露了他对国家社稷和对邓州的热爱之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唐代邓州交通、驿道优美的风情画卷。

寇准（961或962年—1023年），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北宋政治家、诗人。寇准一生无论是做地方官，还是担任中央要职，在其卓越的政治才华背后，始终贯穿着鲜明的爱民思想。在其施政时，百姓的利益往往得到体现。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寇准和包拯都是尊为青天的人神合一的人物。至道二年（996年），寇准被罢相以武胜军节度使知邓州。在邓州“所得俸禄惟务施予，治郡一以宽慈待民，民甚德之。” （陈良玉《顺治 邓州志》卷十五《宦迹传 ·寇准》，顺治十六年（1659年）刻本。) 寇准虽然知邓时间不长，但他有德于民，邓州人在他离开后建莱国公祠堂和莱公亭纪念他。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和教育家。范仲淹少有大志，力学成才，于1015年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他为官38年，出将入相，一生忧国忧民，造福百姓，廉洁从政，清白做人。范仲淹知邓时已58岁，且数次遭贬，身体多病。但他却不改初心，坚持“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范仲淹《邓州谢上表》。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9页。）的执政理念，重农桑，兴水利，办学校，兴教育，治贪官，保平安。邓州史志把他的业绩高度概括为“孜孜民事，政平讼理” （潘庭楠《嘉靖邓州志》卷八《舆地志·古迹》，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刻本）。最令人称道的是1046年农历九月十五日，范仲淹应好友滕子京之请，在邓州花洲书院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范公在《岳阳楼记》中，高度概括了做人之道和为官之本，这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也是范公在邓州这方沃土中悟出的人生哲理，邓州人把它归纳为“忧乐精神”。“忧乐精神”结晶于邓州，故而也成就了绵延千年的邓州精神。

嘉靖十年（1531年），邓州知州张定重建韩文公书院，命名为“临湍书院”，在书院中建三君子祠，祀韩愈、寇准、范仲淹三君子。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知州杨威盛重修，并亲撰《修三贤祠记》。自此始称韩愈、寇准、范仲淹为 “三贤”。乾隆十八年（1753年）知州蒋光祖再次重修，并亲撰《重修三贤祠记》。今内城西侧有三贤路，大西关有三贤小学，花洲书院建有“三贤阁”，塑有“三贤”铜像。这些纪念性建筑，为弘扬“三贤”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君子的人格美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中国君子的处事标准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邓州一圣三贤所形成的圣贤文化氛围，其精神所蕴含修齐治平、出将入相、心系苍生、安邦治国的君子情怀在孙君恒教授的著作与学术追求中得到了弘扬。

而谈到邓州的将相文化，就有必要说一说铁铉、张巡和李贤。

张巡（709年—757年），邓州市彭桥镇寺北张人，唐朝中期著名的军事将领，在安史之乱中张巡坚守睢阳孤城10个月，大小400余战，斩叛将300、杀叛兵10余万，把叛军死死挡在睢阳而不能南下。城破被执后，贼将尹子奇以钢刀撬抉其口，齿仅存三四，至死不屈，最后以身殉国，身首支离，时年仅49岁。“睢阳嚼齿”典故也源于此。他“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 （王少华《张巡评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页。) 被称为在安史之乱中支撑大唐半壁江山的忠烈名将。

铁铉（1366年—1402年） ，明代邓州人，回族。洪武年间，以太学生任礼科给事中，调都督府断事。铁铉机智灵敏，奏对详明，尤其善于决断疑难案子，被朱元璋视为栋梁之才，赐字鼎石。洪武末年，任命铁铉为山东参政，镇守济南。“靖难”之役中坚守济南，城破被执，背立庭中，强颈瞑目。朱棣令其面北一顾，终不可得。遂将铁铉剸膝劘面，寸磔于市，时37岁。明宣宗朱瞻基顺应民意，追谥铁铉为“忠烈”。明万历二年（1574年），南阳知府霍维荩、知县成逊于府西关建二忠祠，祀张巡、铁铉二公，赞曰：“国士无双双国士，忠臣不二二忠臣。”清道光年间邓州知州易良俶所作的《邓州八景诗》《铁祠春烟》赞铁公“识得铁心共姓传，生平一字铁弥坚。”“一代忠魂推暮雨，千秋丛祠锁春烟。”历史进入新时代，邓州于市中心团结路与文化路交汇处建有双忠祠，于花洲书院建有双忠亭，以怀念祭祀两位救世名将。

贤相李贤（1409年—1467年），字原德，谥文达。明朝邓州长乐林（今林扒镇小李营村）人，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以进士入仕，辅佐宣宗、英宗、代宗、英宗、宪宗四帝五朝，为官35年，其中10年为内阁首辅。《明史》使用 “首辅”一词即始自李贤。李贤为相，以惜人才、开言路为急务。刑部尚书陆瑜、左都御史轩輗，兵部尚书王竑、程信，吏部尚书李乘、姚夔、崔恭，礼部尚书李绍等人，都是李贤推荐的当时名臣，这些贤臣名将为以后成化、弘治王朝奠定了人才基础。李贤引导支持英宗废除了人殉制度，放还众宫女，奏请扩建北京国子监等，受到朝野称颂。《明史》评价他说：“伟哉，宰相才也。”李贤曾奉诏编修《大明一统志》《英宗实录》，著有《读易记》《读 诗记》《天顺日录》《和陶诗》《和杜诗》《古穰集》等。《古穰集》被收入《四库全书》，保存至今。李贤的诗文博大温宏，质朴娴雅，很像他的为人，《中国文学家辞典》有传。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在北京九坛八庙的历代帝王庙中配享的各朝功臣79人，其中文臣40人，武将39人。邓州就有李贤和张巡两人。

邓州人对故土孕育的圣贤、名将、贤相十分尊重，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邓州知州晋人赵沛重修外城，并在五门立名人碑：大东门立“唐忠臣封邓国公张巡故里碑”，小东门立“明兵部尚书铁铉故里碑”，大西门立“宋范文正公碑”，小西门立“宋状元贾黯故里碑”，南门立“明贤相李文达公故里碑”，以示对先烈与先贤的纪念和缅怀。

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人格，在从邓州走出的圣贤将相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进程中得到具体体现，一代又一代穰原骄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的家国情怀把中华民族传统的君子精神发扬光大。孙君恒教授饱学中外，邓州人世代对贤将相的君子情怀、君子精神，以之为内核衍生的君子文化对其君子情思、学术追求，有基石之作用，并使其把君子精神、君子文化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弘扬的内在不竭原动力。

四、君子精神镜子中的邓州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其中这两句君子之论，当是古今君子的写照。何为君子？君子注重自我修养，博学好礼，不知而不愠。因而君子决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故具有独立健全的人格。一方面，君子以仁为己任，心忧天下，自强不息，奋发有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拥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拼搏精神；另一方面，君子“厚德载物”，兼容并蓄，能够包容各个方面的人，听得进各种各样的意见，以诚相待，与人为善，以和为贵，合作共事。中国传统文化从来不排斥异种文化，总是提倡异种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合作共赢。所以古今君子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爱国情怀和责任担当。如果君子精神是一面镜子，我们来观照邓州人民弘扬的邓州“三种精神”，亦即“忧乐精神”“渠首精神”“雷锋精神”，在邓州的历史上这三种精神对应的人物是：范仲淹、陶岔工地民工群体、邓州编外雷锋团群体。梳理三种精神形成的历史脉络我们的意识思维可以触摸到一个个鲜活有抱负、勇担当、乐奉献，遵纪律、守规矩、讲团结，思想厚重，人格高尚有棱有角的君子雕塑。邓州所高举的“三种精神”的旗帜，其实就是君子精神高高飘扬大纛。

[1] ISBEE成立于1989年，是世界范围内第一个专门致力于企业、经济学和学研究的专业学会，也是该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