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是好人还是坏人、林纾咋死的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金克木的青年时期。

金克木的生日和忌日都在8月。1912年8月14日，金克木出生。2000年8月5日，以88岁高龄辞世。他说自己是“哭着来，笑着走”。

沪上才子、评论家黄德海在一大堆已经作古的文化学者中，朝花夕拾了这一位学人：金克木。金克木为什么深深地吸引了黄德海？黄德海认为，是金克木的思考方式吸引了他。金克木无所不通的自学能力几乎成了那个时代的传奇，可他自学的方法是什么呢？

比如，金克木曾有近三十年中断了学术工作，晚年奇思妙想层出不穷的原因何在？

一个人吸引了另一个人。于是，黄德海着手做了一部金克木先生的编年录。

“我不得不沿途追索，处处志之。”随着黄德海写作的深入，穿过金克木庞杂的知识系统和丰沛的才情，金克木独特的学习和思考方式逐渐聚拢为一个整体。黄德海有了一个想法：将这部独特的一个人的编年体，打造成为并非虚构的成长小说。

“可以给人带来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益处——尤其是在时代和命运偶然或必然的触碰下，一个人如何不消泯掉所有的自强可能。”黄德海沉吟道。

我读这部黄德海撰的《金克木编年录》时，确实是将它当成一部“并非虚构的成长小说”来读的，虽是编年录这种有些古典的形式，但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觉得这本书非常好看，跟情节跌宕起伏的小说一样好看。

金克木活着的话，马上要110岁了。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他？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生平——金克木（1912年8月14日—2000年8月5日），男，字止默，笔名辛竹，安徽寿县人，中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著名梵语学家、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系教授，与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一起，被称为“未名四老”。

生于1977年的黄德海没有见过金克木，只是“神交”多久，但诸暨人、著名学者、名物学家扬之水，和一直在杭州生活的作家、评论家李庆西都与金克木有过交往。

再往上追溯，金克木有位杭州好朋友，名叫戴望舒。还有位老家是浙江湖州南浔的朋友，名叫徐迟。

如果要举证一例金克木“庞杂的知识系统”，那么可以举他在杭州的例子。1936年，金克木25岁，在浙江图书馆读《四库全书》。他自述：“我在杭州的浙江图书馆像借普通书一样，借阅过《四库全书》，才见到这名声大、数量多而品位不高的‘官书’的真面目，果然抄校不精。”这是他对《四库全书》的评语，是不是有点青年人的傲骄？

所谓“通才”，我们从季羡林弟子、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对金克木的印象中可见一斑。钱文忠记得金克木跟他谈学问，“我和金先生见面的机会还很不少。每次都能听到一些国际学术界和最新动态，有符号学、现象学、参照系、格式塔、边际效应、数理逻辑、量子力学、天体物理、人工智能、计算机语言……这些我都只能一头雾水傻傻地听着，照例都是金先生独奏，他似乎是从来不在乎有没有和声共鸣的。”“金先生似乎更是一个‘百科学’教授，每次谈话的结果，我只是一头雾水之上再添一头雾水。”

读完全书，我想，令黄德海钻进书堆，甚至搜遍跟金克木有关的蛛丝马迹欲罢不能的原因，金克木在人生的最后几天给出了答案。

他说：“是的，我这一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发现的快乐’”。

我们仿佛看到了中年金克木，他身材不高，面目清瘦，秀气的脸上架起一副近视眼镜，温文尔雅的一介书生模样。这也是北京大学讲印度文学时的金克木教授的形象定格。“他像讲古老的异域故事那样娓娓而谈，把我们带进了一个遥远、陌生又迷人的艺术世界，而这个古老国度里的古老文学是我们闻所未闻的。”

若说金克木有什么文化主张，一辈子研究梵文化的他说过：我希望在文化上少修长城阻隔，多开运河通连。

他还是一位诗人。他是柏拉图精神恋的实践者，经历了一场漫长的从青春年代直至生命终止才结束的柏拉图式爱情，他称她的精神恋人卢希微小姐为他的“保险朋友”。

更多的人或许知道钱锺书先生是一位奇人，金克木先生，也是一位奇人。这个人，也是又痴，又酷，聪明绝顶。

他71岁退休，从此金庸、梁羽生、克里斯蒂、松本清张也都看得不亦乐乎。

作为专家，他的梵文造诣到哪种程度，写过《梵语文学史》的金先生的梵语是跟印度婆罗门学的。有北大梵文班现场为证：“带子一放，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如水银泻地般充满了整个教室，教室里一片寂静。”

有人认为，自钱锺书、金克木先后谢世，中国如今是否还有通人，大有疑问。今日的社会是否还会重视通人，更是大有疑问。现代社会崇尚工具理性，重术不重道，当然也就只重专家，不认通人。

那么是不是在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或未来，更需要金克木先生这样自称杂家的“通人”？

如是，我闻。

【金克木的学习时代：从家庭教育开始，贯穿了一生】

安徽寿州凤台县人金克木一出生，就已经是辛亥革命后了，他父亲已经59岁，“鼎革”之年前，是一个县令，他母亲才19岁，是丫环收房。他四岁就认字，背诵《三字经》，他自己认为3岁时就开始了“我探索人生道路的有意识的学习”。6岁，识字已约一千字。并且拥有了一套由教育家张元济题写书名的商务印书馆编的第一套新式教科书。

他家很重视家庭教育。“大哥临行，嘱咐他读书，趁记性好，把《四书》念完就念《五经》，先不必讲，背会了再说。长大了，记性一差，再背就来不及了。到十岁再念诗词歌赋、古文，开讲也可以早些。《诗》《书》《易》《礼》《春秋左传》，只要背，先不讲，讲也不懂。这些书烂熟在肚子里，一辈子都有用。”

“十岁以后念点古文、唐诗、《纲鉴》。十岁前后，旧学要接着学，还要从头学新学。头一条是要把书念好，然后才能跟你三哥同大嫂学那些‘杂学’”

他大哥认为“杂学”不能当饭吃，可是现在世面上，一点不知道不行。”要知道，有的事也要会，只要不准自己做。“

说到此，不得不感叹，金克木的学前教育，太牛了！

8岁的时候，这男孩子已经会一点琴棋书画，有些是他的才女大嫂教的，“大嫂唱书《再生缘》”也是个妙人儿。金家认为，正书以外也要知道闲书，这是见世面的书，一点不懂，成了书呆子，长大了，上不得台面。好比世上有好人，有坏人，要学做好人，又要知道坏人。

他8岁的时候，已经接触了当时两大翻译家严复和林纾的《天演论》和《巴黎茶花女遗事》。正是这一年，五四运动来了。

10岁到14岁，他“续检家中藏书，并读各种书。”并且始知数学之妙。小学毕业，读《混合算学教科书“。

19岁时，家道中落，大家庭分了家，金克木就自立了，从此就开始了各种自学“偷师”式的学习。

至北京师范大学，听外国人教英文课，窗外听钱玄同、黎锦熙课。在北大，听德文、日文、法文课。他不仅听人文领域的课，也听数学课。

再后来，写新诗，就认识了戴望舒、施蛰存。从此走上了文人道路。

要说这种“童子功”有什么用处，我们在他人生的晚年就看到了答案。

黄德海收录了来自曾经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的杭州作家李庆西的回忆。1988年，金克木75岁，他的《燕口拾泥》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里收入了他在1985年至1987年间与学术有关的短文。李庆西在他金老打交道中曾经纳闷过，金先生手边没有什么书。

这是李庆西的回忆——

（1987年）10月19日，“扬之水丽雅带我去见金克木先生，骑着自行车，从东城骑到海淀。金先生住北大朗润园，家里房子好大，却空空荡荡，连个书架都没有（一点不像大学者的居室）。当时就奇怪，没好意思问。”

那天李庆西和金克木谈成了《燕口拾泥》的出版事宜，金克木称自己的学术小品为“竹头木屑”，后来李庆西才发现，“我核对那些文章引用的古诗文时发现，个别字句往往略有出入，我明白了，那不是通常所说的笔误，那是凭记忆引录的，记忆或偶有差池。”

自己也是学养深厚的李庆西感叹，这就是童子功。古人那些书他们幼时就诵读。金先生万卷散尽，将文本留在了自己脑子里。

68岁，金克木学日语。为什么还要学日语，他自况，因为“读文学作品若一点没接触过作者所用语言，不明语气，就觉得不大舒服。”好一个傲娇的“不大舒服”。

82岁，他与人谈围棋、谈数学等，费孝通说他的东西怪，面也宽，什么都想说一说。他跟人说，自己正在攻读中等数学。“最近我发现，《春秋》当中有数学——你们别笑，当然，不是一般概念上的数学。我如果还写东西，就准备写写《春秋》中的数学。”后来，《数学.线性思维》一书，刊于《读书》1993年第11期。86岁，他重读《大众数学》，形容这感觉如“老友重逢”。

金克木（左一）和朋友们在一起。

【他的星空、诗意与爱情】

25岁的金克木，生活中的内容除了教书、文学、诗歌，他还是一名星空爱好者。

那一年他迷上了天文学。与朋友一起观星，爱狮子座流星雨，“看了一夜星”。

“织女星在八倍望远镜中呈现为蓝宝石般的光点，好看极了。那时空气清澈，正是初秋。斜月一弯，银河灿烂，不知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天上。”

8月4日，又一年七夕。天气炎热，夜里观星，不由想起这个译了《流转的星辰》的星空爱好者，他译这部天文学译著得了两百块钱，抵得他几个月的工资。他还加入了当时的中国天文学会。

86岁，“老来观星”。他自况“想不到我的老运忽然亨通一次：今年我望见了海尔-波普彗星，用我的消磨了八十五年的老眼，加上一副陈旧的儿玩具望远镜”。

到哪里去寻找这么可爱的，有趣的，智慧的老人啊。他比同样有趣的“老头”黄永玉先生还要大一轮，都属鼠。

一个热爱流星雨的人，应该是骨子里有几分浪漫的吧。

他也写诗。

1936年，25岁那年，他南京赴杭州，与戴望舒相见。

这一年，他从春到夏，在西湖边孤山脚下的俞楼住了大约一百天。他说，“这是我一段既闲瑕又忙碌，既空虚又充实的时光。”这100天中，他译出一部《通俗天文学》。戴望舒大为惊异。

他们互相写诗唱和，金克木说戴望舒，“他刚从上海来，很快就回去，竟像是专程来把我从天上的科学拉回人间的文学的。”

他住俞楼，读俞楼主人俞樾的书《春在堂全书》，。喜欢俞曲园老人的“花落春仍在”句，春三月，金克木新诗集《蝙蝠集》出版，戴望舒来看他。

杭州的时间里，有的是“美人香草”的诗意。在杭州时，好友徐迟又邀他去南浔家中住月余，谈论天文和音乐。

他与诗人戴望舒的友情，持续了终身。他21岁时因为写新诗，就遥识了戴望舒、施蛰存，施蛰存给他写信，说戴望舒和他都看了他的诗歌，很欣赏。就这样由诗而友。1950年，他39岁，戴望舒英年早逝，他参加了诗人的追悼会。

1985年，他74岁，因老友徐迟夫人陈松女士去世，他写了一首绝句寄给悼亡中的老友徐迟。

“南浔、香港、莫干山，忽漫相逢五十年。泥上偶然留爪印，莫言天上与人间。”

76岁时，他对忘年交扬之水女史说，“老年人最怕什么？最怕寂寞。现在几乎没有什么能够在一起说话的人，而一看见你就觉得很投缘。”

他晚年跟扬之水女史谈到青年时代恋爱事。他虽娶妻生子，但又维持了一生的柏拉图式爱情。

这一段柏拉图爱情，发端于金克木的23岁。1934年春天，他去听法语课，与她初见，出课堂门，眼前一亮。“年幼的同学Z女士手拿着书正站在一边，对我望着，似笑非笑，一言不发。”她的真名，叫卢希微。这一场校园爱情开始萌芽，彼时的金克木，和卢希微同在北京大学旁听法语课。

卢希微女士。

他们的人生，此后各自转场，相约“做保险朋友”，“决不会有一般男女朋友那种纠葛”，他们通了大量的书信。

他的密友吴宓并不太赞同他谈柏拉图恋爱，还责备了他一通。“在昆明、在武汉，几乎每次提到Z时，他都慨叹说我太不应该，总是我不对。我以为我正是照他的柏拉图哲学实行精神的爱的，为什么反而不赞成呢”？

他既然抱守“柏拉图”，曾多次跟自己的朋友们解释他的这种恋爱。“那是我个人的恋爱，喜欢不即不离。”又说，“若欲使恋爱‘成功’，非用手段不可。”

这样柏拉图到了30岁，尽管卢小姐屡次曾对金才子倾心，但金克木的态度是，“我决不与伊婚。让伊去嫁她的表兄。故上次伊自日内瓦来函，我复信云：我已死云。——我爱伊深至，为此爱作了这许多诗诉苦。而终不肯婚伊。这样做法，我正可维系着伊对我的爱情。我将随便娶一能煮饭洗衣之太太，买一丫头来做太太，亦可”。

读到这里，我这现代读者忍不住拍案而起了。这是什么爱情的神逻辑？我都替这位倾心于他的卢小姐不值了，可是，似乎黄德海更理解金克木先生当时的心曲。他替他辩解道：“这个说法，其实是金克木安慰自己啊，他那时候不够自信，所以等于放手让爱人去走自己更宽广的路。这样曲曲折折的心思，最终成就了一段真正的爱情传奇，柏拉图意义上的。”

黄德海说，金克木的这个故事，一直持续到了他生命的终点，想起来就让人感慨。

两人鸿雁传书，一直至抗战胜利后，金先生与卢小姐，“终于音书亦绝”。想来卢小姐心中的感伤是不少的。

以我们今人的看法，他对她，终究是不够爱吧？然，我们这些现代人对爱情的看法，是否又是一种“俗见”呢？

故事还没有结束。

金先生与卢小姐，两人鸿雁传书，一直至抗战胜利后，“终于音书亦绝”。想来卢小姐心中的感伤是不少的。但是卢小姐最真实的内心，我们并不知道多少。只知道，逝水流年，卢小姐“感伤复感伤”。

他呢，也以“香草应滋九畹好，浮生已觉万缘空”之类的诗句吐露惆怅心曲。

以我们今人的看法，他对她，终究是不够爱吧？然，我们这些现代人对爱情的看法，是否又是一种“俗见”呢？

故事还没有结束。

1948年，他37岁。5月22日，金克木与唐季雍结婚，胡适证婚。这位唐小姐当时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是金克木的友人唐长孺的妹妹。

1946年10月，金克木至武汉大学，在哲学系教印度哲学，并上梵文选修课。武大期间，与唐长孺、周煦良等教授为友。唐长孺在历史系，朋友们常在一起闲谈，忽而旧学，忽而新学，纵横跳跃，不着边际，又是古文，又是外文，雅俗合参，古今并重，中外通行，是珞珈四友的共同点。金克木要调到北大去时，唐长孺介绍了自己妹妹给他认识，金克木至北大后，见了唐季雍，两人谈得很好，他们就结婚了。

这是直奔婚姻去的，朋友的妹妹做了妻，这是爱情吗？我们也说不清楚。

“婚后过了几天，我便和季雍同去清华，首先拜访陈寅恪先生并见到陈夫人唐晓筼。”此后，便开始了漫长的婚姻生活，白头偕老了。

唐季雍肯定不止会做饭洗衣，上世纪60年代，他们一起合作了《摩诃婆罗多的故事》，唐季雍译，金克木校并作序，可谓“妇唱夫随”。

他们有女儿金木婴，儿子金木子。

金克木77岁时，与忘年交扬之水又谈起这段当年情。这是扬之水的回忆——

“于是与我聊起了青年时期的一个恋人……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八八年，五十年啊，他说，他一生中只有这一次真正的爱情，虽然不过短短一年，那一位就远走他乡，生活在瑞士美国两地，如今只是一年一两张明信片的交往，倘有朝一日再次相会，真是相对尽白发了，这种可能也是不会有的。”

他们果然一生再未相见。

1990年，他79岁。与扬之水商量卢女士欲退回旧信旧稿事。卢女士因自觉生日无多，欲将旧日往来书信寄还与他。

他的态度是：“我与他俱是风烛残年，她后事托我，我后事托谁？故已复信，不要将我的旧信旧稿寄来。”

也是他79岁那一年，夫人唐季雍生病手术，痊愈后他们纪念结婚。金克木作《赠内四首》，其中有诗云——

逝水年华去不还，

愧无一事供开颜。

窗前翠竹早生笋，

不怨人间不怨天。

金克木青年时期老照片。

我在他的诗里，读到的是相濡以沫的夫妻感情，并没有读出爱情啊。相比之下，他因忆及卢小姐而吟出的“林间徒羡双双鸟，梦里难禁漠漠心”、“飞鸿来处无消息，漫对闲云数暮卧鸦”，是否更意味深长？

1993年，金克木82岁。5月，卢希微女士去世。天人永隔。

金克木的一段心语留在了黄德海的《金克木编年录》里，使我们看到了这一位老人的心。

他在《告别辞》中，是这么说的——

“前天才得到我的最好的女朋友的死讯。信中只说了年月日，没有说地点是在地球的这一边还是那一边。不过这不要紧。死人的世界是超出时间空间普通三维四维概念的宇宙，是失去时地坐标的。要紧的是死后以什么面目出现。若是离开人世时的形貌，我和她都已经八十岁上下，鸡皮鹤发，相见有什么好？还不如彼此都在心目中想着两个二十几岁的男女青年在一起谈爱，毫无忌惮。”

几个朋友讨论金克木的爱情故事，作家鲁敏说，爱的最早写法，就是“无心”。在繁体字之前。这是无我之爱了。

专栏作家闫红说，可能他的心思是：这么好一个女人，怎么舍得娶回家当老婆呢？

黄德海说，其实男人的心思，也不好猜啊。

《金克木编年录》撰者上海作家、评论家黄德海。

【对话】

钱江晚报：你完成此书花了多少时间？我看你搜集的资料很广，各种书、旧报刊，还有当下的朋友圈相关的都被你收入了，做这样一位学问家的人物编年录，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黄德海：这本书用的实际时间段，也就是从开始写到完成，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从开始读金先生的书到陆续收集他的材料算起，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你提到的搜集材料，其实过去一直在留意，每个材料所在的位置，在动笔之前大体有个方向。做这个编年录，最大的困难，仍然是资料的缺失，有时候为了找到某一年的材料，不得不耗上很长的时间，有些资料明明知道存在，却也因为遍寻不获，只好留下遗憾。比如根据金先生文章中的提示，他最早的一批作品用各种笔名发表在《北平新报》，但我到国图、首图和上图，都没找到这份报纸。比如金先生在《印度日报》（中文）任主笔和编辑的时候，应该在上面发表过不少文章，但我找到存有这份报纸的地方，竟都没有金先生在那里的一段，多是他回国后的。或者更比如，金先生大约写了几十万字的检查材料，除了少数流出，大部分应该还在某个档案馆里，可受制于各种限制，我没有能够看到。这就让他生命里的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文字的佐证。

钱江晚报：做人物编年录，没有完美，只能是无限接近完美，我们也看到了撰者非常大的心血和付出。你在后记中提到了写这本书的动因，但我还是想追问一下，您是一位青年评论家，是什么让你觉得，金克木值得你下这么大力气，去为这位已经作古的学者做一个编年录？我们知道的著名的民国文人有很多，可谓群星璀璨，为什么偏偏是他？金克木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黄德海：后记里说了，首先是因为我从金先生这里受益良多，所以想把自己获得的益处传达出来，此前编的《书读完了》《明暗山——金克木谈古今》（更早叫《文化三书》），现在这本《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都是这个传达的过程。其次，我心目中的很多近现代的重要学术人物，都已经有了传记或年谱，不少还不止一本，可金克木先生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至今还没有一个哪怕是简陋的年谱，这也是我不揣浅陋来做这件事的一个原因。再者，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大部分学者的学习经历是现在这个时代无法模仿的，金克木不光自己以很低的学历而成为学问大家，而且他在文字中时时提点读书和学习的方法，希望能提高后来者的学习效率，增加学习的乐趣。这些文字里的亲切和拳拳之心，也是我做这个编年录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如果非要说一个“最”，那就是，金克木先生是最愿意总结自己的学习和读书方法，并把这个学习和读书方法传达出来的人，让后来者容易有阶梯。就像为什么我编他的书叫《书读完了》，现在这本书主标题叫《读书·读人·读物》，因为这正是金克木最重要的读书和学习方法。

钱江晚报：你怎样看待“季金之争”？他们（季羡林和金克木）在你心目中有高下之分吗？他们是不一样类型的人吗？

黄德海：我很少参与这样的神仙打架，他们之间的高下之分，其实在我看来，不到一定程度的高手很难判断，更不必强为统一，每个人保留自己的看法就行。如果实在憋不住要说，自己就站在某个神仙队伍里，写出一篇可以让他们点头的文章，不是更好吗？更何况，其实两个人年轻的时候互相熟悉，季羡林先生1940年代的日记里，两次提到金先生曾给他写信，那他应该也有回信吧。另外，更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编完之后，我忽然在网上看到一篇金先生的佚文，内容是他在1987年陆文星-韩素音中印友谊奖上的讲话，主要谈的就是季羡林先生主持的获奖作品《大唐西域记校注》和《大唐西域记今译》。文中数次提到季先生，其中一段是：“季先生为《校注》写了前言。这是迄今为止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而对玄奘及其《大唐西域记》所做的最全面的论述。”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草蛇灰线，很多都隐藏在历史的深处，并不是我们能够全面了解的。之所以有所谓“季金之争”，很多时候是因为有人想借此说自己的话吧。不过，他们两个倒真是不同类型的人，听过两位先生课的学生的回忆，总是拿两位对比，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我看来，季先生是偏于西方学术的，从所受的训练和所写的文章都是，而金先生是偏向于东方（含印度）学术的，学问方式和行文风格都有这样的痕迹。更有意思的是，尽管差异这么大，但仔细读两位的文章，都能觉察到他们骨子里对中国文化饱含深情。

钱江晚报：在年表中，我也注意到，这些大知识分子们也互相评判，“臧否人物”，比如金克木说钱锤书是俗人，说李泽厚才情大而根基浅，张中行评金克木是“肚子里有十分，却要说出十二分”，你怎样看待他们互相的看法？

黄德海：庄子《齐物论》有所谓“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我们当然达不到这种根据不同情况调和是非的程度，但不妨取其中的“两行”来鼓励自己。同代人物之间的相互臧否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善于学习的人不是要拿着这个话头去攻击别人，而是从其中推测臧否者的思考方式，从而找到某个缝隙，提高自己的判断力。

不妨举个金克木自己的例子。钱锺书先生谈过一些陈寅恪先生的问题，王水照先生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自序中有详细的辨析。沿着这个线索，我发现，金先生非常可能知道钱先生的意见，因此在文章中常有或明或暗回应钱对陈的批评之处，比如对史诗互证问题，对门阀制度的看法问题，对韩愈的评价问题，都有提及，并给出了自己的判断。或许，这就是金克木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不是关注其间的是非，而是沿着这个方向深入下去，得出自己的结论。前面提到的王水照先生在谈钱、陈问题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他们都用文章给了我们榜样，我们照着学就是。

钱江晚报：在我们后辈看来，他们真是“各有各的好”，钱老有钱老的好，季老有季老的好，张中行有张中行的好，读他们的文字，总是会受益。金克木自称“杂家”，他的知识体系很庞杂，你觉得今天或未来的人们需要这么杂吗？

黄德海：金先生晚年自称“杂家”，说：“我不是专家，也许可称杂家，是摆地摊子的，零卖一点杂货。我什么都想学，什么也没学好，谈不上专。”他也对这个杂家打了很多比方，比如《自撰火化铭》里就说：“曾居教席于小学、中学、大学，皆机缘凑合，填充空缺，如刊物之补白，麻将之‘听用’，不过‘拾遗’“补阙’‘候补’‘员外’而已。”熟悉金先生文章风格的人就知道，这不过是他惯用的自谦而已。

张汝伦先生曾在《通人金克木》中谈过这个问题，认为金先生自称“杂家”，实为“通人”。张汝伦结合现代教育，发为议论：“在学术分科越来越细，崇尚专门家的现代，通人已成濒危物种。前几年报载英国传媒调查，如今整个英国的通人不足四十，且只会减少不会增加。而自钱锺书、金克木先后谢世，中国如今是否还有通人，大有疑问。今日的社会是否还会重视通人，更是大有疑问。现代社会崇尚工具理性，或者说计算理性，重术不重道，当然也就只重专家，不认通人。”接着张汝伦先生的话说，是不是在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或未来，更需要金先生这样自称杂家的“通人”。

钱江晚报：老一辈学人有不少“童子功”了得，可现代教育似乎不那么是童子功教育的水土了，是两个体系里的教育模式了，你怎样看待金克木10岁前受的那些教育？

黄德海：金先生十岁前受的那些教育，虽然花样繁多，但核心差不多就是四书五经的教育，并且是以背诵为主的四书五经教育。这个教育方式为他打下来扎实的文献基础，为后来谈中国之学准备了充分的思想资源。现代的教育模式，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不得不然，过去的那种方式，实在太难以恢复了。可那些经典仍然熠熠生辉啊，难道我们就此永远离开？其实，在我看来，金克木先生的一个重要贡献正在于此，我编的《书读完了》和《明暗山》，大部分的文章，就是在谈论怎样在现代社会和教育模式下读过去的经典，既有总体的建议，如《“书读完了”》《谈读书和“格式塔》《传统思想文献寻根》；又有具体的读法示范，如《与书对话：〈礼记〉》《世纪末读〈书〉》《〈四书〉显“晦”》；还有古代跟现代的深层勾连，如《文化三型·中国四学》《一梦三千年：周公》《学“六壬”》，可以说是较为全面地展示了现在读经典的方式。口说无凭，挑一段话来看吧：“今天已经是无数、无量的信息蜂拥而来，再不能照从前那样的方式读书和求知识了。人类知识的现在和不久将来的情况同一个世纪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了。”“因此，我觉得怎样对付这无穷无尽的书籍是个大问题。首先是要解决本世纪以前的已有的古书如何读的问题，然后再总结本世纪，跨入下一世纪。

今年进小学的学生，照目前学制算，到下一世纪开始刚好是大学毕业。他们如何求学读书的问题特别严重、紧急。如果到十九世纪末的几千年来的书还压在他们头上，要求一本一本地去大量阅读，那几乎是等于不要求他们读书了。”文化和知识，或许正是这样不断地在学习方式的改变中传承的，单纯的感慨和追悔，解决不了问题。

钱江晚报：你为什么不是写一部关于金克木的评传或者传记呢？做这样的编年录，撰者不能跳出来说话，这一点是不是憋得够呛，为什么你宁愿完全隐身在一条条年录里呢？

黄德海：这就不得不说到我的局限了。前面说过了，金先生已经去世二十二年了，至今没有一本哪怕简陋的传记或年谱，内中的原因，或许如陈平原先生所言：“为了纪念这位不世出的奇才，我曾拟了两个计划，可惜全都落空——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第一个计划是编一本‘金克木学记’。……看我雄心勃勃，开始收集资料，夏君当头棒喝：你不懂梵文、不懂印度学，编什么金先生的‘学记’。想想也是，给我这么一编，必定是‘文人’的金先生占上风，而相对忽略其学术贡献。

第二个计划是鼓动出版社汇刊金先生的集子，可人家挑挑拣拣，有的要‘文’，有的要‘学’，而我则担心割裂‘文’与‘学’（包括译作），那就不是完整的金先生了。也幸亏我及时勒马，方才不至于零敲碎打，留下诸多遗憾。”陈先生不懂的部分，我也不懂；陈先生懂的部分，更是比我懂得深入开阔。以我这样的水准，写一部评传或传记，不是在很多部分强不知以为知，就是把不懂的部分搁置，都会留下诸多遗憾。目前采取的编年录方式，其实是知识准备不足带来的不得不然，我设想用金克木先生的话来说明他的生平和学问，不用自己去强行判断，只梳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人生线索。如果说有点奢望，就是围绕上面谈到的学习和读书方法，看金先生怎样在一路走来的过程中一步步形成了这种方法。有心人可以把这个过程当作成长小说来看，主人公的学习、漫游、为师阶段，都有具体的事或文，揣摩起来很有意思。

当然，其实我也没有完全忍住，编年录做完之后，我沿着前面提到的方向，连续写了八九篇文章，讨论金先生的家庭教育、师从关系、读书方法等，编成《剑宗读书法——金克木的习学之道》一书，大概这个月也就出来了：“书中文章，均与金克木的学习和读书方式有关，用‘譬喻量’来说，部分可以比拟《笑傲江湖》中的‘剑宗’——无论一个人的基础如何，都不妨尝试观其整体，深入具体，执今而为，如此方能抛却辎重，单骑直进。”时不我待，尽管我远远不是金先生编年录的合格编撰者，甚至应该说是一个拙劣的学习者，只是尽管单衣薄裳，寒风透体，却也不妨先走上这条路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