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作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谁写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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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吴宓推荐陈寅恪为国学研究院教授，清华校长曹云祥问梁启超：“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云祥又问：“他都有些什么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曹听罢摇头表示为难。梁启超有点生气地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嘛，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寅恪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梁启超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之词，曹云祥同意了。

富有诗人气质的陈寅恪，本是一个纯正的学人，旨趣在“以求知识为职志”。他学问广博精深，在语言学、史学、古典文学、文献学上的建树颇丰，尤以中古史的研究卓尔不群。

1926年，陈寅恪执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他上课喜欢用布包装着相关书籍责料，一进课堂便将布包摊在讲台上。异趣所在是他备有一黄一黑两只布包，凡上佛经文学、禅宗文学必用黄布包，讲授其他课程则用黑的。陈寅恪冬日喜欢穿长袍马褂，因体弱，有时严寒还加上件皮袍。凡引征重要文句或参考书目，他都亲自抄在黑板上。擦黑板本是脏活，学生要代劳，可他一概谢绝。讲课讲到入神处，往往闭目而谈如入禅境，直至下课铃响，也不介意。他倘有新的论文发表，必将单行本分给每个同学研读。他上课从不点名，也不小考。他不欣赏问答式的笔试，倡导学生提问题、有创新，以期对史识有新理解、新发现。

他是一位“怪人”。国文考试加试还是科举时代的方式－对对子，以此测试学生的读书多寡、语汇丰俭。此举虽招致毁誉参半，但“寓意甚深”，可“测试作者的联想力和美感力”以及“表现文学的天才和造诣，而修辞的程度更可以从这里流露出来”。他既开风气也为师，一面向学生提示可走的新路，一面指导学生如何去做。出于他的声望，别科的教授为不失名师的教诲，也来清华园听课。那时陈寅恪不过三十多岁，还是单身汉。虽已被人称为“教授的教授”，但他每周还要花两天时间进城跟人学西夏文和蒙古文。他的勤奋令学生们脸红，也激发了学生们的勤勉精神。

陈寅恪对中西文化所持立场－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是一种对中西文化皆有深厚学养的“文化保守主义”。在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上，他不拘一格，不论毁誉，都淡然处之。他开风气，提示学生走新路；他为师，指导学生怎公走新路。在生活中，他勤勉自律，即使已经是“教授的教授”，仍每周花两天时间学习新知识，这种终身学习的理念现在仍具有现实意义。

陈寅恪与王国维私交甚笃。1927年，王国维于昆明湖自沉。在向静安先生遗体告别时，研究院的学生们在先，行的是三鞠躬，而陈寅恪行三跪九叩大礼。他送挽联，撰《王观堂先生挽词》，赋诗言哀。次年，他又应研究院众学生之请为王观堂先生撰写碑铭，于碑文中阐发观堂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心曲。

1945年，季美林留德已经十年，正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伦敦治疗目疾，便写信向他汇报学习情况。陈寅恪本不了解季的学业，一听说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且季的师祖便是自己的导师，他马上复长函鼓励季羡林，并热情地把他推荐给胡适，使季羡林一帆风顺地到北大当了教授。后来陈寅恪读了季美林的论文《浮屠与佛》大加赞赏，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使季美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

陈寅恪对前辈的深情不仅体现在“行三跪九叩大礼”，更体现在对前辈思想精神的阐发。有人说“真正的死亡是被人遗忘”，陈寅恪在碑文中阐发了王国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心曲，让人记住了王国维，懂得了王国维。其悼念方式让人动容。在面对后辈时，他也不吝提携，这种提携不掺杂个人利益，纯粹是对才华的肯定和爱惜。他鼓励季羡林，将其推荐给胡适，还推荐季羡林的文章。这种提携和赞美毫不做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陈寅恪一家在香港，食品奇缺，没有吃的。一位日本学者写信给日军军部希望不要为难他。军部行文给香港司令部，司令部派宪兵送去好多袋面粉，陈寅恪与夫人坚拒，不吃嗟来之食，面临行将饿毙，也不为五斗米折腰。胡适曾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傅斯年也说过：“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个人而已。”更有人在谈及他的受世人尊重的地位时说：“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

鲁迅先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不食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不食日本嗟来之食的陈寅恪……他们也是中国的脊梁。中国读书人的梦想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陈寅恪就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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