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和老庄特色—魏晋玄学和老庄特色的关系

要说中国最具矛盾冲突的年代，非魏晋莫属。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句话用在魏晋时期，最为贴切。

这是中国最黑暗的时代，权谋、倾轧、背叛、纷争，个个无所不用其极；

这是中国最璀璨的时代，交融、玄学、名士、佛教，件件无不登峰造极。

这里发生过三国鼎立、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分裂；

这里也诞生了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魏晋风度……

这，就是魏晋。让国人为之浩叹的年代，让国人为之振奋的年代。

《三国演义》开篇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的历史发展总是遵循着统一—分裂—统一、和平—战乱—和平的规律。

魏晋，恰恰就站在分裂和战乱的转折点上。

其一、魏和晋均通过权谋，“鸠占鹊巢”而建立，缺乏正当性。魏先由曹操打天下，扫清障碍，等到曹丕时，直接取代汉献帝建国；晋则由司马懿和司马师、司马昭父子打下基础，等到司马炎时取代魏元帝建国。两者朝代更替的手法如出一辙，表面上均为禅让，实则为权臣窃国。

其二、当权者推行儒家，内心里确是阴谋家。魏以前的秦汉，中国实行的是法家精神，虽然汉代有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但儒家仍并处于支配地位，皇帝治理国家仍以法为主。特别是曹魏，更是以法治国的典型。然而，到了晋代，司马氏却更弦易辙，以儒家道德治国，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却一肚子男娼女盗，从而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畸变的朝代。高高在上的皇亲国戚，嘴上说的孔孟之道，实际行的却是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

其三、曹氏和司马氏均靠权谋 “窃国”，自然对士族阶层严加提防，从而在思想上、舆论上造成了空前高压。一代名流、隐侠高士，一语不合，说杀就杀。孔融、嵇康之流，无不成为当权者的刀下怨鬼。名满天下的名士尚且如此，一般人更可想而知，从而造成中国古代的白色恐怖时期。

其四、掌权者司马氏内心阴暗，个个凶残，八王之乱就是明证。看皇帝年纪小，太后就引来分封在外的王爷弑君，自己独揽大权，结果王爷干掉小皇子后，连皇太后一起干掉，却没想到，自己也被部下干掉……这样的狗血剧，在晋代轮番上演。皇族如此，一般黎民百姓的苦难就可想而知了。

其五、所谓内心不正，外必辱之。正是因为司马家族的权力内斗，酿成八王之乱，国力衰微，给了外族入侵以可乘之机。结果，长期活跃在北方的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纷纷南下，在长达100多年间，建立了数十个大小不一的国家，期间被屠杀、的汉族民众何止以万计数？史称“五胡乱华”，正是汉民族最黑暗的时期。

那么，我们该诅咒司马氏建立的晋朝吗？

也不尽然。司马晋代虽然一塌糊涂，却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它给了中华文明一次涅槃重生的机会。

你不禁要问：人民群众都苦成这样了，还谈什么重生？实际情况是，虽然人们都生活在白色恐怖下、水深火热中，但由此催生的多民族文化、思想大交流、大融合，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少史学家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大繁荣，不亚于春秋战国时期。

这是为何？

1、魏晋以前，中国经历了秦汉数百年的稳定、和平期，虽然秦末有短暂战乱，但大体而言，汉代是大一统的国家。正如孔子所言，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没有反对的力量，或者说反对的力量很弱小，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意见压制其他意见的局面，造成单一文化现象，就像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人民之幸，却是文化的悲哀。

2、魏晋时期 ，天下生灵涂炭，特别是五胡乱华，汉民族更是受尽欺辱，但也从某一方便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而给死气沉沉的汉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俗话说，置之死地而后生。中华文化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在吸收了众多胡人民族文化的优点之后，凤凰涅槃，迎来了大繁荣、大跨越。

3、文明总是呈螺旋状发展的，中国也不例外。正是魏晋的混乱，让中华文化在短暂的低沉和迷失之后，反而迸发出极强的生存欲望。除了被动的多民族大融合外，中华文化还完成了自我矛盾与冲突的协调。这体现在：法家思想与儒家道德的冲突、皇族势力与士族势力的冲突，而在这些冲突中，代表着中国当时先进文化的族群——士族正冉冉升起，最终取代皇亲国戚，成为主宰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

正因如此，我们说，魏晋时期迎来了中华文化涅槃重生的时期。那么，文化的大繁荣、大跨越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魏晋风度及玄学的兴起。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新兴阶层——士族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但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洒脱，从而形成了魏晋风度。

简而言之，魏晋风度就是指魏晋时期名士们那种率真任性、清秀洒脱的风格。而它的外在表现，就在于饮酒、、清谈和纵情山水。

喝酒自不必说。“竹林七贤”个个都是酒中仙，最出名的莫过于阮籍和刘伶。为了阻止司马氏的说媒，阮籍可以大醉两个月，直到司马氏失去耐心，婚事也就此作罢。刘伶就更厉害了，这家伙人称“醉侯”，曾作《酒德颂》。其人嗜酒如命，常坐在鹿车游山玩水，随身唯一带的就是酒，还让人扛着铁锹跟着，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如果我醉死了，你就随地把我埋了。”

说起，可不是现在的毒品，而是特指当时风靡一时的“”——五石散。何为五石散？顾名思义，就是由五种矿石炼成的丹药。中国道家炼丹历史悠久，到了汉代 ，就有人服用，据称对年迈体虚、阳气偏衰者有奇效，服用之后，全身发热、精力旺盛，因此又被称为魏晋“”。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谈到五石散说，这在当时是有钱人的一种时髦，穷人是消受不起的。由于服食五石散后发热，服食者往往要穿宽袍大袖的衣服，于是不吃药者也开始附庸风雅，跟着名人一起将衣服宽大起来。

这确实是一种慢性毒品。因其药性猛烈，许多人服用之后发狂、暴热，甚至不堪痛苦而走上绝路，中毒死亡者也不在少数。但为何人们却仍趋之若鹜？盖当时之情状，言又不敢言、行更不得行，只有排遣苦闷，至于会不会死人，却是管不了那么多了。

当然，朝廷大事不敢妄议，天南海北的夸夸其谈，却是无妨的，因此除了外，清谈就成为士大夫一族的集体爱好，这也催生了中国古代最神秘的学派——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人。他们奉《老子》、《庄子》和《周易》为圭臬，称之为"三玄"，专门研究一些幽深玄远的问题，主要是谈论有无、本末等生命哲学的“终极命题”。

2、咏怀诗和田园诗的繁荣。

东汉末年，才女蔡文姬有感于时局，写了两首著名的《悲愤诗》，一首为五言古诗，一首为自传式离骚体。两诗通过对遭祸被虏、在匈奴的生活和遭遇，以及被赎分别的诉述，表达了诗人听到即将南归时的悲喜交集的心情。

这种吟咏怀抱、情志之诗，很快引起了生活在白色恐怖中的士人的共鸣。咏怀诗成为魏晋时期诗歌发展的主流。从建安的游宴诗（如曹操的《短歌行》），左思的咏史诗，杂诗组诗（如曹植、陶渊明），饮酒诗（陶渊明），到阮籍的《咏怀诗》、嵇康的《幽愤诗》，形式不一、题材多样，但所要表达的思想却是一致的，即抒发诗人对生命、对自然、对时局的感慨和忧虑。

这不得不说，是受到了玄学的影响。

同时，因为司马氏的高压统治，诗人们在清谈玄学之际，更多的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从而兴起了游仙诗和田园诗。其中，游仙诗以郭璞为代表，而田园诗则以陶渊明为代表。

3、现实之外，理想的巅峰。

魏晋时期，现实很骨感，但理想很丰满。在司马氏的高压统治下，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但文人士族们，却在理想上超越了时代，形成一个个巅峰。譬如，当时的士人崇尚自然，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而追求自由，还有大胆质疑的精神，真正显示了中国士族的高风亮节。阮籍为了不与司马氏同流合污，竟装醉两个月；嵇康更是慷慨赴死。对于腐朽的封建礼教，魏晋名士们也给予了痛快的回击。比如刘伶就赤身裸体游走在庭院，众人来看望他时，他说，天地就是我的房子，屋室则是我的衣裤，请问你们为何钻进我的裤裆里？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4、中国美学思想的大跨越。

正是这种崇尚自然人格的名士风范，让中国的传统美学思想这此时发生了跨越性的变化，这段历史也成为中国美学史 最富创造精神的时代之一。李泽厚在《中国美学史》中写道，从此“美学真正开始取得了自己的性格、身份和价值”。

总体来说，玄学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必然会影响到士人的心态，使其人生态度和审美都发生相应变化，从而导致魏晋诗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玄学的影响下，儒家建功立业的人生观被逐渐淡化，“任自然以适情”的玄学人生观逐渐形成，游仙诗、玄言诗、山水诗和田园诗作为四种主要的诗歌题材，渐渐兴起，大大扩充了中国诗歌的表现形式和范畴。

游仙诗以描绘仙人生活、游览仙境为题材。最先写游仙诗的是曹氏父子，其中曹植以“游仙”为题，正式确立了这种诗歌题材的成立。三曹都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游仙诗大多抒发诗人不满现实、希望长生的愿望，具有超现实魔幻色彩，体现出的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倾向。到了阮籍、嵇康时代，受玄学“崇尚自然”的影响，游仙诗超越现实的色彩逐渐淡化，朝着自然化、现实化的方向发展。到了东晋初年，以郭璞为代表的《游仙诗》，再一次发生转折，主要抒发出世隐逸的人生理想，呈现出仙隐互渗的情致。

玄言诗则是以谈玄为宗旨的诗，代表诗人有庾亮、桓温、孙绰、王羲之、刘琰等，其中孙绰、许询被尊为“一代文宗”。这类诗作的特点就是以玄理入诗，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因此仅仅在魏晋时期出现过，后来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大的流派。

山水诗以描写山水景色为题材，如曹操的《观沧海》，全诗都在写景，作者吞吐天地的胸怀气魄和山水景色融为一体。在玄学影响下，魏晋名士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观念慢慢发生了变化，文学中写景越来越普遍，山水景物成为诗人的审美对象。代表人物是谢灵运。

田园诗以田园景色和田园生活为题材。随着魏晋玄学的产生、发展，士人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意识的形成，田园景色和山水一样成了独立的审美对象。陶渊明就创作了大量描写田园景色和 田园耕作的诗，使田园诗成为一种独立的诗歌形式，陶渊明因而也成为田园诗的开创者。

秒学该从魏晋玄学中学什么，应从四个方面阐述。

1、崇尚自然人格。魏晋玄学以《周易》、《老子》、《庄子》为经典，核心内容涉及到哲学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本体论、知识论、语言哲学、学和美学等，都是前人从未触及或未能深入探讨的问题。因此，玄学也成为魏晋名士们“性格乖张”的理论基石。

余秋雨说，所谓魏晋风度，就是魏晋名士的集体人格，即自然人格。

玄学的一大命题就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自然，就是宇宙万物本来的样子。名教，则是为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设立的重重等级和狡猾的总称，也称礼教、制度。

玄学初期认为，名教是末，自然是本，名教出于自然，两者并无矛盾。到了阮籍、嵇康时代，则认为名教和自然有本质的冲突，不可调和，要超越礼教、消除礼法，才能恢复人的自然性情。因此，魏晋名士的普遍思想是，自然是最基本的，名教则是为了服务于人而设立，如果两者发生冲突，宁可不要名教，也要回归自然。

在一定程度上，秒学也主张如此。人只有回归到自然本身，祛除各种繁缛礼节的束缚，才能发挥人的最大潜能，才能实现真正的超越。

2、贯彻空无观念。魏晋玄学的另一个重要命题，就是有与无的多层关系。儒家的本是仁义，所以礼的作用是和，道家的本是虚无，其作用是以自然为用。玄学初期认为，所谓“无”，是与中欧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源和本体，所谓“有”，则是宇宙万事万物的具体存在，包括人类社会的一切规章制度。前者是本，后者是末，前者是体，后者是用，本末有无之间并存无间，体用不离。

对研习秒学来说，也需要贯彻这样一种空无的观念。宇宙万事万物的本源是空无，因为空无，所以不可变化，是为永恒；而所有的具象则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因此要想修得大道，就一定要认识到空无的本相。

3、反对教条主义。魏晋名士最反对教条主义，虽然不能说他们反对封建礼教，却也带有一定积极进步色彩。比如阮籍，当时的礼教是叔叔和嫂子之间不能交往，甚至连见面都不允许，但阮籍却特意送嫂嫂出门、回娘家；不认识的男女，更是授受不亲，但阮籍则特意要去少妇家的店子里喝酒，喝完了就在少妇身边睡下。

研习秒学也应如此。所有的制度、礼教都是束缚人的心性，要想充分领悟秒学的真谛，则率先要做的就是破除这些束缚。

4、寻求心性解放。做到了上述三点之后，才能需求人的心性之解放。而这也正是秒学所追求的终极目标。